杨成志、钟敬文译雅科布斯著《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第六十一式“靴中小猫式（Puss in Boots Type）”
五、“没有寓意”？
在葛译本附记中，周作人对《穿靴子的猫》本身也推崇备至，“据我的意思，是世界的最好的童话之一，因为他是这样的美，轻泛而且好顽”，而认真推究起来，“这篇的一种特别的地方，便是没有寓意”，并没有什么关乎人伦道德的微言大义寄寓其间。他接着又讲起这篇童话在流传过程所遭到的奇遇，“英国克路商克编童话集，把他删改了许多，因为‘这篇故事照他原本看来，是一联串的成功的作伪，——诳话的伶俐的教训，终于得到世俗的最大利益的奖赏的欺诈的系统’”。对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他很不以为然，直言“猫大爷的行为虽然确是不道德的，他却决不会把一个孩子教成坏人”，完全不必杞人忧天。
反对用成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来评判儿童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下，是周作人一以贯之的主张。早在题为《儿童的文学》（载1920年12月10日《民国日报·觉悟》）的演讲中，他就毫不讳言地批评道，“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不去理他”；同时又指出，“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成年人对此不用过度疑惧，“可以放胆供给儿童需要的歌谣故事，不必愁他有什么坏的影响”，只需要顺应儿童生活的自然发展，“细心斟酌，不要使他停滞，脱了正当的轨道”。
在稍后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撰写的书评中（载《晨报副刊》1922年3月12日），周作人毫不掩饰对作者加乐尔（Lewis Carroll）和译者赵元任的激赏，尤其提到，“这部书的特色，正如译者序里所说，是在于他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他推崇《穿靴子的猫》的长处在于“没有寓意”，与此处所述“没有意思”可谓异曲同工。成年人看来荒唐无稽的事物，在孩子们的眼里却充满了无穷的意趣，往往对此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其原因就在于“儿童大抵是天才的诗人，所以他们独能赏鉴这些东西”。对孩子们在心智方面天马行空、不受羁绊的特性，成年人应当有充分的理解和宽容，“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利一样”，决不能自以为是甚至横加干涉，否则只会事与愿违。
身兼译者与母亲双重身份的葛孚英则现身说法，在《谈童话》中聊起过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情景，“不知这些平凡的故事，怎会如此动人，他们听得都比看图报及故事书还入迷。在他们惊愕的眼神中，似乎这故事就在眼前，他们就是里面的主人翁”，“孩子听完一个故事，似亲自逢了一樁奇遇，经过了离奇变幻，又平平安安从这奇遇中回来，感到一天生活的满足”，而她自己居然也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忘了经验和理智，更忘了猫呀，狗呀是不会说话的动物，把一件浅显荒唐的故事聊得津津有味”。“浅显荒唐”非但不足为病，反倒成了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这些奇妙的睡前故事，当然也包括她本人“曾译过的几篇法国名童话作家白罗勒（Perrault）的童话”。
童话中的猫为了帮助主人而不断使诈作伪，无所不用其极，确实称不上是光明磊落的正面角色。可周、葛两人却偏偏不约而同地摒弃了成人的道德观念，转而专注于这则故事“轻泛而且好顽”的风格以及“离奇变幻”的情节。在这看似本末倒置的取舍背后，恐怕正隐含着对以往儿童读物注重说教而忽视娱乐的强烈不满。周作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的价值”（《吕坤的〈演小儿语〉》，载《歌谣》第12号，1923年）。这种偏颇由来已久，且积弊难返，甚至还一度影响到外来童话的翻译。赵景深就回忆道，“我幼时看孙毓修的《童话》，第一二页总是不看的，他那些圣经贤传的大道理，不但看不懂，就是懂也不愿去看”，原因就在于编译者急于求成，在翻译时随意添加了许多道德教诲，“便不顾儿童能否受用，尽量的把饭塞了进去，弄到结果，只是多使儿童厌恶些罢了”（《童话的讨论三》，载1922年3月28日《晨报副刊》）。协助孙毓修编译《童话》丛书的茅盾也含蓄地承认，“在尚有现成的西洋‘童话’可供翻译时，我们是曾经老老实实翻译了来的，虽然翻译的时候不免稍稍改头换面，因为我们那时候很记得应该‘中学为体’的”（《关于“儿童文学”》，载《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署名“江”）。所谓的“中学为体”，无非是一些牵强附会、迂腐不堪的说教罢了。周作人强烈反对“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儿童的文学》），葛孚英竭力主张“大人揣摩着小孩子观察事物的心理，适应他的想象力，将眼前事物及理想中的事物穿插起来，演成活动的事迹”（《谈童话》），显然都是有感而发，绝非无的放矢。
不过，这篇童话是否真的就像周作人所强调的那样“没有寓意”呢？至少，流传最广泛的佩罗版童话并非如此，在故事结束后还附有作者的一番评议：“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呢？/对世上所有的年轻人而言，/父辈所留下的遗产，/最有价值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手艺与才干。/想博得一个美女的欢心，/难道只需要衣饰华丽和面容英俊？/不！还应该再加上，/朋友的真诚相助与计谋的恰到好处。”（据董天琪译《佩罗童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这番训诫所针对的无疑是不名一文、言听计从的男主人，而并非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的猫，与读者的阅读体验大相径庭。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译本无一例外，全都省略了这些内容。在推荐佩罗的作品时，顾均正已经注意到，“每一个故事的结束都附着一段很短的道德的韵语，但在英国的翻译本子里，则大都是被略去的”（《世界童话名著介绍（七）·鹅母亲故事》），想来有些译者就是受到所据底本的影响。还有些译者则是有意为之，戴望舒便坦言，自己觉得每个故事最后附加的“几句韵文教训式的格言”，实在是“一种比较的沉闷而又不合现代的字句”（《鹅妈妈的故事·序引》），因此索性将其删去了事。直接参照法文版翻译的葛孚英，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而没有全文照译。对童话深有研究的周作人对佩罗童话的本来面貌必然心知肚明，所以他所着力彰显的“没有寓意”，不过是依据个人意愿加以筛选和重塑后的结果。
戴望舒译《鹅妈妈的故事》
周作人这样的做法，固然不免招致非议，但也确实道出许多人的心声。在交代自己删汰原作的缘由时，戴望舒就理直气壮地宣称，“我实在不愿意让那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观念来束缚了小朋友们活泼的灵魂”（《鹅妈妈的故事·序引》）。潘麟昌在总结唐小圃童话创作的特色时，尤其欣赏他“注重趣味”的自觉追求，“总求儿童心神愉快，藉以引起儿童的同情心，并发达儿童的智力、想象力和判断力；所以与专重教训，枯板无味的修身书又不同”（《家庭童话序》）。因此当日后何键、尚仲衣等人盯着儿童文学中出现的“鸟言兽语”而呶呶不休，强调“宜选中外先哲格言勤加讲授，须择学行兼优者办理教育”（何键《咨请教部改良学校课程》），唯恐儿童读物“违反社会价值与曲解人生关系”（尚仲衣《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甚至主张“我们对儿童对社会的责任，是在教儿童去用忠实的努力以谋社会及个人的福利，决不当鼓励如童话中的许多不劳而获的幸福”（尚仲衣《再论儿童读物》，连载于1931年5月10、13日《申报》）时，很快就遭到许多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反唇相讥。就连没有直接参与论战却一直关注着儿童文学的鲁迅，也借题发挥地嘲讽道，“对于童话，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在他看来，这简直是“杞天之虑”，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明辨事理，“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身不读一篇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的”（《校后记》，载裴多菲·山大作、孙用译《勇敢的约翰》，湖风书局，1931年）。推寻此事的前因后果，对周作人当初“掩盖事实”的良苦用心，或许就能够稍稍具备一种“了解之同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