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_ 《天朝田亩制度》书影
太平天国在经济上显然缺少长远的规划。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带有政治纲领性质的《天朝田亩制度》，确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公平社会。
平分土地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促进经济不能单靠均分土地，而且制度中提到的财产公有也违背了广大民众的意愿。小农经济加农民公社的模式无助于社会结构的改变，反而加剧了个人私有化和社会公有化之间的矛盾。太平天国的均田制造成了“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怪现象，既打击了地主阶段，又伤害了底层农民。吃力不讨好的经济措施，使太平天国走进了和朱元璋完全不同的死胡同。
上图_ 徐达（1332年－1385年），字天德
军事：北伐和困守
军事是改朝换代必不可少的手段。1370年1月，憋足实力的朱元璋终于放出大招，他派出徐达为首的北伐大军，开始了长达26年、多达13次北伐战争。尽管北伐结果互有胜负，但朱元璋笑到了最后，成为历史上由南向北夺天下的第一人。
太平天国也开展了北伐和西征，结果不尽如人意。李秀成的“天国十误”中，有三条和1853年李开芳、林凤祥率军北伐相关。“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失利之后，丞相曾立昌、燕王秦日纲等人曾两次带兵支援北伐，先后功败垂成。大刀阔斧的北伐战略打成了零敲碎打的添油战术。
林绍璋带领的西征军在湖南湘潭也遭到曾国藩湘军的团灭。西征的败北不仅标志着太平天国失去席卷湖南的机会，还让湘军站稳的脚跟。一进一退之间，无疑扼住了太平天国的喉咙。不仅如此，洪秀全在金田起义成功后，先后在大黄口和永安长时间修整，错失了北上歼敌的良机，给清军喘息和反击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便利。战略上的松懈，注定了太平天国无法与朱元璋相提并论。
上图_ 太平军与清军交战图
用人：“致贤”和争权
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用人。1352年，朱元璋投奔濠州郭子兴之际，便着手收拢有济世经邦才能的儒生隐士。在这些人才中，有“里中长者”李善长，有目光长远的朱升，有起草“北伐檄文”的宋濂，有“略如基谋”的刘基。受这些人才的影响，朱元境“始有救民之心”。
朱元璋占据南京，东拒张士诚，西扼陈友谅，南吞江浙膏腴，北进中原争锋。皖南儒生朱升献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么做既低调发展，积蓄力量，又避敌锋芒，后发制人。可以说，善于用人是朱元璋的一大特点。
上图_ 张士诚（1321年－1367年）
李秀成认为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事变后，翼王石达开深得众望，引起了洪秀全的疑心，“与主不和，君臣而（疑）忌”。石达开只得领兵离京，“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面对内耗，作为最高领袖的洪秀全不但没有采取弥补措施，反而“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
为防“杨秀清”重现，洪秀全滥封王爵，用以制衡权力，各种封王超过2700位。这么做的后果是“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政出多门，职责不清，彼此争权。而洪秀全自已则“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中，永不出宫门”。用人上的得失，说明了执政能力的高低，在这方面太平天国再次落后于朱元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