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思维已然变得碎片化，热闹的短视频替代了深思熟虑的文字。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文学吗？
不得不承认，在今天，文学作为一门“专业”的魅力已然日渐消退，但作为“修养”的重要性却在不断提升。在这个喧嚣的网络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重视文学教育，培养阅读、思考和表达能力，才能保持独立自主的清醒。
“学者要大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和贡献。”
——陈平原
好的学者应该超前于时代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陈平原
陈平原 ：关于《文学如何教育》的定位，大体上是在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之间，比我以前写的众多专业著作，比如《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要好读一点，但又比一般的散文随笔专业一些，是一个专题性的、介于学术著作和大众随笔之间的读物。
这本书为谁而编呢？首先，不是那些对政治、金融、科技有兴趣的朋友，而是对人文、教育、文学这三个关键词有兴趣的朋友。
这本书不是一本全新的著作，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文章，但是被编织到了一个完整的论述框架里，谈了文学教育的十个方面。为什么要这么编呢？我拒绝让这本书成为一本教科书性质的所谓“完整”的著作，虽然从出版社的角度考虑，可能觉得那样会更好卖一点，但我不愿意那样做。第一个原因是，那样必须做大量修整。第二，这些文章不是一个时间写的，而是展现了十年、二十年走过来的道路，是紧跟着整个社会的变化，一边观察、一边评论、一边前进的。
两天前，在我的家乡潮州，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现在在网上、微信朋友圈里经常会流传我的文章，一查是十年前的，最早甚至是二十年前的，为什么二十年前的文章今天还可以读，并且还不错？我说学者本来就应该走在时代前面，“风起于青蘋之末”，如果学者跟在时代后边，是没有出息的。所以如果在今天，听得懂、听得进去、愿意接受我说的话的人很多，甚至到了一呼百应的程度，那样我并不算是一个好的学者。当一个学者说出一句话、表达一个观点或者写出一本书来，大家都叫好，证明你跟大众的水平是差不多的，这样才可能有一呼百应的效果。一个好的学者，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十年以后才能感觉到他的价值，二十年以后大家会觉得他有预见性，这才是学者应该做的事情。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之所以愿意在这本书的各篇文章里注明，这篇文章写于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发表，是因为这样大家在看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时间的流逝，意识到伴随着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们走过的路程。谈人文，讲我的忧患；谈文学，讲我的感慨；谈教育，讲我的介入——都必须把历史带进来。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不是一个只是用来接受的知识体系，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走过来、一起思考、一起阅读，这是我编这本书的基本思路。
中文专业的高光与低谷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陈平原 ：为什么要用十个话题来描述我心目中的文学教育呢？文学教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在最前面把人文学作为一个大的头衔带下来，最后用读书作为收尾，其实是带有方法论性质的。将文学教育置于人文学的大背景下，看最近几十年整个人文学的变化，以及在边缘化的过程中人文学如何挣扎、文学教育能做什么。最后一部分是谈自己读书的感想，有明显的针对性。中间的话题包括：诗意的校园——那是因为我觉得校园越来越没劲、越来越工具化，我想谈谈自己的感想；谈中文教育——那是因为我是中文系的教授，而且我觉得中文作为人生的底色，还是需要和大家谈谈的。而且自己也有这个自信，虽然中文系沉沉浮浮，很多人说今天中文已经不是一个热门的专业，但中文系最落魄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文科最好的学生都会选中文，但今天不再是这个样子了。
中文系最落魄的大概是90年代，连北大中文系都招第二专业。就是你愿意上北大，但是上不了商学院或者法学院，就只能上第二专业。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当年我考中文系，中文系不要我，我只好去考法律系。”而今天成了我的学生说：“我想考法学院，法学院不要我，我只好选中文系。”
我当中文系主任时刚好碰上了北大中文系100周年的活动，时间是2015年，我在大会上说中文系已经触底反弹了。学校说肯定会有人追问你，这句话从何而起，我说我自己知道。因为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每年都有一些所谓的高考状元，也就是各个省市的文科高考第一名都选择了中文系，而没有选法学院、金融管理学院，他们愿意选中文。我后来做了一个判断，跟很多人说了以后，大家觉得可能有道理。今天东南沿海的那些上大学的孩子，无论是城市里的，还是小城镇里的，大体上都是我的同辈的孩子。我们这一代人经由几十年的努力，在改革开放40年积累了财富，已经足以让东南沿海很多城市的家长衣食无忧了。所以他们会告诉孩子们：学你喜欢的。孩子们不用再在读书的时候，先查哪个专业薪水多少，已经有这样的自由和权利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中文系，但中国的基数这么大，总会有一些人对学文学有兴趣。所以我才会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源不错，而且这个专业进来以后学习、出去以后工作都不错。
所以，不能要求将来大家都回到20世纪80年代人人都喜欢文学的程度，但是我们也告别了90年代那个过于世俗化、陷入谷底的状态。今天大概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状态：你如果太穷，需要毕业以后马上就赚大钱，那绝对不能学文学，那是很不保险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而且对毕业以后马上就拿高薪不会期待太高的话，还是可以选择中文系的。
我当中文系主任那几年每年都有一个任务，每到高考前夕就要到处去说：中文系非常重要，请大家报考中文系。我们系的谢冕老师快90岁了，比我大多了，他就说招生是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说你就问他们，孩子聪明不聪明，聪明就念中文系，不就行了吗？可是这个口号今天已经不能用了，我只能说：聪明而且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选择中文系，把它作为众多专业中的一个来考虑。
我们如何跟家乡对话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谈论乡土，最好兼及理智与感情，超越‘谁不说俺家乡好’，拒绝片面的褒扬与贬抑，在自信与自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陈平原
陈平原 ：我前两天在家乡做了这本新书的发布会。我的家乡叫潮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粤东的一个地级市，但是有一点很有名，就是潮州菜。这本书的策划姚恋女士说要把新书发布会放到潮州来举办，把我吓了一跳。我出的书很多，到今天为止大大小小大概有90种了，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去我的家乡做首发式，都是在北京、上海、深圳……因为我家乡没有多少人会买书，不能因为乡情就骗他们来买。首发式那天，我在我家乡的韩山师范学院演讲，也跟校长和出版商说好：演讲的时候不准卖书，要卖书放到书店里卖。我不喜欢自己到校园里来，利用教授的身份，利用大家对家乡的关爱，就现场卖书，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可以很认真地做一个专题演讲，然后书店里有书，愿意怎么卖是你们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当然我说这话是半开玩笑的，姚恋听了以后就解释说，卖书是很次要的。我说潮州总共200多万人口，经济又不太发达，虽然关爱家乡子弟，但没有多少人会买书的，放在我家乡做首发式其实不太合适。然后我又问了大半天，姚恋女士还是说在这里做非常合适、非常好，一直鼓励我。最后我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吃潮州菜？她说就是这个意思。于是我们就在我的家乡做了首发式。
对于家乡，我自己是有关心的。我是从乡下走出来的，在北大教书稍微事业有成以后，这么多年来不断地回馈家乡，特别希望我的家乡能够变得更加美好。我没办法大笔地捐款，李嘉诚捐的比我多得多，因为他比我有钱。但是我每年都回去，每年都做事情，帮助那里的大学，已经坚持了十年。我还帮助家乡编地方文献的读本《潮汕文化读本》，让这本书进入中小学。2019年，在北大的一个语文教学高层论坛上，我讲了自己为什么关注地方文化，为什么要编乡土教材，以及如何让家乡的子弟走出家乡以后，能够不断地追怀、回忆、感念家乡。
我的家乡地多人少，今天在潮汕地区大概有1200万人口，另外1200万在东南亚和美国，还有1200万散落在全国各地，比如深圳、广州等等。家乡是这样一个地方，所有离开家乡的人，回过头来看家乡不如意，会有一些很伤心的感觉。但是要我说，能*人、能挣钱的人都跑了以后，我们对家乡是有责任的，希望除了我自己，众多家乡人都能帮助父老乡亲们。
我在北大做了专题演讲以后，很多人都很感动，有好几个教授也告诉我：“我也记得自己是从农村来的，也希望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事情。”可是真要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你们自己去做一做就知道了，中间有很多很琐碎的、超越个体能力的事。所以，我会不断地跟家乡对话，在《文学如何教育》这本书里也专门选了三篇，谈清代、谈民国、谈今天。我们如何跟家乡对话？用《潮州文化读本》、用潮州乡土历史教材等等。这个专题里虽然只有三篇，但导致我回潮汕做所谓的首发式的，也是这个缘故。
对教育现状的三点看法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陈平原 ：第一点，我对今天中国过分地强调家境、家族的优越性不以为然。大概是今年春天，我写了几篇怀旧文章，讲我在乡下长大的过程。有一些学生看了以后很惊讶，没想到老师是在那么个小地方的山村里长大的。他觉得老师祖上不是状元也应该是进士，没有这一类故事可以吹牛，也不在怀旧文章里把自己显赫的家世带进来，就让学生们觉得很惊讶。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所谓官二代、学二代、研二代，其实不是特别多，而且并不值得骄傲。
中国人对家世的过分强调，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今天中国人的族谱，都会写我们家里曾经出过什么名人，包括我回家时，人家也说：“你做得不错，祖上是哪一支？”我说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父母亲都是这样，祖上也差不多，从来没有找出我跟陈后主或者其他姓陈的名人有什么关系。我不相信这种族谱。
中国人的族谱绝大部分都是明代后期编的，诸位可以去看一下，在广东和福建，大致有这么几个大的姓氏，有人说“陈、林、蔡天下居一半”，这几个姓氏在我们那里人口特别多。我家是从泉州迁过来的，再之前是从中原迁到泉州的，但是颖川陈氏又是如何影响到这里的？没必要这么拉关系。今天中国人一大堆的族谱、一大堆的家世，我是不太承认的。而且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推卸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努力全部寄托在家族所谓的曾经有过的辉煌上。净是阿Q那一类的说法：我祖上比你还富呢。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对中国人对官位的迷信特别不以为然。在我读书的时代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经常说大官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今天已经没有好坏了，只有大官。以前在阶级斗争时代，假定家乡有个亲戚是国民党的师长，我们都会避而不谈，因为怕受连累。而今天已经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秦始皇还是唐明皇，只要是官就行，所有的人动不动就说什么级别。我读书的年代没有副国级、正部级、副省级、副科级这一大堆的论述。可是今天经常会有人这样问。甚至有人问我，你当过中文系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是什么级别？所有的人都问你是什么级，所有的人都迷信官位，这个状态是非常可怕的。
几年前在一个重要的活动上，主持人问我：除了北大中文系教授，你还有没有别的更好听一点的头衔？我说没有，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很不幸，北大中文系主任我当了四年，退下来以后，至今还有人会这么介绍我。我说你知道吗，教授比主任大。教授是永远的，主任是短时期的，而且真正做得好的人，只要一个教授头衔就行了。今天中国这个迷信官位的状态是非常不正常的。
我毕业的大学叫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在广州，那个校园原来是岭南大学。1923年孙中山到岭南大学视察，题词：“学生们要做大事，不要当大官。”这句话就刻在岭南大学的礼堂前面。我读大学的时候每天经过那里，每天都面对孙中山的题词。结果有一年回去的时候，那个题词不见了。我就写文章批评，觉得这是中山大学的灵魂。中大马上给我打来电话说：“陈教授，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装修，题词还会重新放上去。”果然后来又放出来了。到今天为止，中山大学还是以这句话为荣。
我经常回中山大学去参加校方组织的活动。我的同学是当广东省委副*的，但校方为了表示他们对教授的尊重，在介绍的时候都是先介绍教授，然后才是某某*。我知道，当然是省委副*对学校的贡献更大，可以给大学帮很多的忙，而我只是一个教授而已，但学校希望用这个办法体现对学问的尊重。他们解释得很科学，说远方的客人要先介绍，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其他人就在广州。我的同学也不会计较，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自信，知道当官的力量比一个教授大得多，所以不会介意学校先介绍我再介绍*。
但是后来越来越令我不高兴的是，在好多会议上，可以看出主席台上是按照级别排列的，从大到小，而且有时候如果来的是大单位里的小官，也要坐到前面。比如说教育部来了一个处长，也必须安排在前面，因为他代表了上级。诸如此类的排列顺序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好在我已经习以为常了。经常会碰到主持人说：“今天到会的有某某部长、某某省长、某某厅长、某某处长，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介绍了，在座还有什么什么人‘等’。”我就属于那个“等”。我已经非常习惯了，一点没有脾气。但我不知道我的学生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也不知道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会是什么样子的。
前天，在我的师兄老温的座谈会上，有一个朋友说起来，他参加家长会，老师让孩子们各言其志，有人要当大官，有人要当商人。他特别伤心地说：“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各言其志，都说要么当科学家、要么当医生，今天怎么都这个样子？”后来终于有一个孩子说要当警察，老师很高兴，问他为什么想当警察，回答是：“我想抓谁就抓谁。”还有另一个孩子说的也让他很惊讶，说想当小公主，爸爸回去后告诉孩子说：“孩子啊，没希望了，你爸爸不是皇帝，你这个小公主是当不了了。”
诸如此类的这一系列的风气变化让我们觉得很难接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来的时代不是这样的。今天的传媒和影视所灌输的竟然是这样一套制度，当年*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时代”今天又回来了。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有点伤心。
古来征战几人回
快乐教育不能单一看待
最后一个问题，我在大学教书，突然觉得今天的孩子变得特别脆弱。昨天我给我的师兄老温写的文章，题目叫《百战归来仍战士》，就是打了大半天仗回来还仍然是战士的气质，老兵不死的意思。因为师兄现在75岁，还在读鲁迅，而且做了好多好多工作，回过头来还保持这个信念，我觉得挺好，所以就取了这个题目。我一个早年的学生说听了这句话特别感动，想起20年前他跟我读书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他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到处传播。是什么话呢？我说：“做学问不容易啊，古来征战几人回。从政如此、经商如此、做学问也如此，没有这样的信念就不要进来。”就是这句话让他记了几十年，再三传播。
而今天，我再也不敢跟学生这么说了，最近20年，学生们突然间变得特别脆弱，老师必须不断地说好话，稍微说重一点，学生马上就会接受不了，很伤心，很脆弱。我在想这是为什么呢？从小学到中学，最近20年，教育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说是跟美国人学的。美国人都是鼓励、从不批评，今天说你特别好，明天说特别特别好，后天说特别特别特别好，只有这么鼓励，孩子们才会长进。我问了个美国人，你们有这么傻吗？他说没有。其实，越差的学校，越是以鼓励为主，精英学校从来不是这个样子，都跟中国人一样，“古来征战几人回”，没有这种信仰、这种意志，你是走不到最后的。当然，为了让大家都安心，越差的学校越是哄你毕业就行了，只要你不跳楼，能够平平安安地走出校园，至于学什么、多大成就，跟学校没关系。所以每到毕业前夕，学校的校长、老师们都必须在安全第一和学术水平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平衡。但这个状态我觉得不太理想。其实还是那句话：古来征战几人回。如果像我刚才说的，“百战归来仍战士”，我觉得挺好的。当然，很多人不赞成，但是这种状态、这种竞争，或者说这种境界，至今依旧值得留存。
杨早兄是我早年的学生。我的老师王瑶先生跟我说过，在学期间是师生，应该有威严。我的学生回忆中说我早年比较有威严，现在越来越没有了。一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变得越来越慈祥，而且学生们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两者合在一起，就没有像以前那么严厉了。但是王先生还有另外一句话：“在学期间我们是师生，毕业了我们就是朋友。”我和杨早也是这个样子。因为王先生还有第三句话：“百年后，谁还记得谁是老师、谁是学生？”其实我们都在一个历史舞台上，我们都在表演，都在竞争，我和杨早也是这样。他读书期间我必须对他负责，一旦拿到博士学位走上舞台了，就是他自己发挥了。今天很高兴他受邀来跟我配合，帮助老师抬抬轿子，这样挺好的，我们可以对话。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独立的学生，不会因为早年跟着我读书就对我特别崇敬或者不敢批评。
如何正确地打开《文学如何教育》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今人对数据充满敬意，可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伦理、道德等，恰好是无法数据化的。‘不科学’不等于没有价值。”
——陈平原
杨早 ：刚才陈老师说了，他这个书前后时间绵延了20年，其实不止，我的记忆当中最早的一篇文章是1995年发表的，所以到现在已经快26年了。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大家想想，陈老师这20多年来写了很多文章，他为什么只选这些文章呢？他并不是把所有的文章做成一个合辑。有些人喜欢把近两年的文章收集起来，做成一个集子，又好看，又好说，可以宣称是新作。那么为什么陈老师要这样，老的文章也选，新的文章也选？其实就是刚才陈老师自己说的，这本书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框架。书里面分了十辑，记得以前陈老师的散文集里，分四辑、五辑的情况比较多，而现在分了十辑，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大的观照在后面，就像标题也写得很大，叫作“文学如何教育”。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好像回到了多年前跟陈老师读书时的那种研究的心境。其实大家仔细看看，这十个话题很像是十节专题课。陈老师讲课是很喜欢这么设计的，分成不同的方面，单独拿出来每一节课都像一个讲座，但是合起来又能构成一个大的话题，可分可合，我觉得这是陈老师设计课和书的一个特点。大家应该首先理解这种个人编纂习惯，进而去了解后面的思路、心态、表达方式，我觉得这才是这本书正确的打开方式。
说到《文学如何教育》里面的内容，它当然有大的叙事，也有小的叙事。像刚才陈老师讲的家乡问题，这是他近几年来比较关注的话题。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回归。一方面，走出去的学子取得成就以后应该要回馈家乡，这是肯定的；另一方面，走出去后如何面对家乡，其实是很多文化人面临的一个问题。这几年，回乡成为一个很热门的写作话题，但是真正能够回乡、能够写得好的人，其实也没那么多。但大家都愿意去讨论，为什么呢？因为家乡那个地方，就像我们回头看见旧物或者面对旧友一样，你在心情上有很多的留恋、很多的怀念，但是现状又实在让你觉得很头疼。人们往往都会面对这种头疼的状况，这时有些人选择干脆逃避，就躲在都市里怀念旧日家乡好了，不愿面对现实的东西。
真正面对当下其实是很需要勇气的，因为它总是有一些破坏你童年记忆的、毁童年的东西存在。我觉得陈老师很有勇气，能够直接面对乡土的教育，而且又帮潮汕打开了另一扇门，告诉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已有的乡土教育传统。因为据我自己到各地探访的经验，乡土教育一直是一个问题，比如我去看一些乡土教材，往往就是历史名人加上沿革加上文化古籍加上美食，把这几样揉在一起就变成了一本乡土教材。但是这样其实很难理解，作为本乡本土的人，你到底继承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每个地方都是有不同的精神的，中国那么大，每个地方一路发展过来，我们不说追求家世一定要怎样显赫，但是了解自己生长的家乡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