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里面还有好多的话题，我一边读的时候一边笑，好多话题都回应着我们的热点。大家都知道这几天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文科生会拖累国家财富这件事。到底文科生拖不拖累国家财富？交通大学的陆林教授有一个回应很有意思，他是用大数据来证明说，文科毕业的官员和理科毕业的官员相比，在科教文卫方面的投入会多1.3%。这实际上说明了为什么文科官员会导致钱会变少，因为科教文卫是一个长效的事情，不可能马上就能见效，也不像修一条路或者搞“明亮工程”那样能够看得见。它不像修大楼那么明显，但却是一种非常隐形的投入，肯去投入的人其实是很难得、很了不起的。这跟自己的经历又有密切的关系。
一个人的一生，有没有跟文科的接触，比如说文学，这虽然是一个虚无缥渺的东西，但有没有接触真的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会带来很难言说的影响，会突然涌现出来。比如说陈老师的书里提到，一个人读过辛弃疾，就不会不懂得忠义之心。这在逻辑上很奇怪：为什么读过辛弃疾就会懂忠义之心呢？但是我们这些在中国文化中浸润出来的人都知道，中国文化里有很多源远流长的东西，不管是杜甫也好、辛弃疾也好、李清照也好，他们给你灌输的其实远远不止是那一点点文辞。
但是问题又来了。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因为大部分教育都是以知识积累为主体的，所以你只是记住了很多人名、记住了一些篇目，但是你对这个东西本身的体会在哪里？这其实也是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陈老师在这本书里特别强调的。
中国人精神危机背后的“三个脱节”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杨早 ：在我看来，现在中国确实面临着一个精神危机，这个精神危机后面又有一个教育危机。那么这个危机是什么呢？我总结成“三个脱节”。
第一是少儿教育跟成年教育是脱节的。刚才陈老师其实也提到一点，但他说得不够狠。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很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只有少儿教育是在奉行精英教育，所有的家长都觉得我家的孩子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我家的孩子一定能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们愿意为这个投入，只要在招生广告里放上“北大”“清华”，或者“剑桥”“哈佛”这几个字，大家就会开始掏钱。每个家长都觉得：“我不行，但是我家小孩儿一定行。”这是典型的中国家长的心态。在整个儿童教育阶段，大家都是奉行精英教育的，多少家长自己不愿意买书，但是给小孩儿掏钱买书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但有意思的是，到了成年教育，比如进入大学以后、工作以后，大家突然就完全放飞自我，开始“躺平任嘲”。现在大量的丧文化流行，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没什么了不起：我能做什么呢？我做不了什么。然后就放弃了，等到有小孩儿以后也许又回到精英教育，说我小孩儿一定行。这个循环和轮回，是目前中国的一个典型的情况，少儿教育和成年教育是非常脱节的。基本上大家到了高中开始就放弃了。
我经常跟一些中学的朋友聊，要想做文学方面的引导或者是跟中学生共读，初中之前是可以的，但初中之后、一上高中就不行了，一上高中高考指挥棒就全都用上了。只要不能提分，家长就绝对不允许孩子参加。现在中学生参加课外活动都需要家长签字，所以做这种活动初中还好说，高中就很难了。这是典型的少儿教育跟成年教育的脱节，一旦初升高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转折，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第二，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脱节的。家庭教育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海淀“鸡娃”，不断地打鸡血。但是最近又有新闻：带着小孩儿去海底捞吃17块钱。那你给孩子的是什么样的影响？陈老师您可能不知道这个新闻，就是有个人带着小孩儿去海底捞，清水锅底不要钱，只点一份面，带着小孩儿去海底捞只吃了17块钱，还很得意地晒出来，意思是看我占了多大便宜。这种典型的占便宜心态，对社会的伤害是没有人管的。现在大家之所以一提熊孩子就很生气，其实就在于家长对孩子这种家庭教育，跟社会上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反着来的。
社会为什么希望每个人奉公守法，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一个道德上的好人？不是因为人天生就有道德追求，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最少地减少社会的交易成本。比如我们素不相识，我预设你是一个好人，你不会害我，这样我们合作起来就会很顺。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人都觉得别人要害自己，那么你就要花一倍以上的力气去提防别人，大部分的力量都用在提防、互害、内耗上。大家想想，在公司里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在这种提防文化的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小孩儿，就是陈丹青说的被欺负过的小孩儿，你让他再去社会上扮演一个正能量的、创新的、能够提升社会品质的角色，我觉得很难，他能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就很不容易了。
第三个脱节，也是这本书里比较深层讨论的问题：知识教育和审美教育是脱节的。中国的知识教育是很厉害的，背书天下第一，然后在学知识方面，包括奥数什么的都很超前，因为“内卷”“鸡娃”嘛。所以在全世界所有的小孩儿里，中国的同龄孩子绝对是超前的。
但是中国社会的审美有多差？你就想想各地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奇奇怪怪的招牌。现在你到任何地方都避不开那些牌子，什么“防火防盗人人有责”“请不要在景区扔垃圾”，都是那种很丑的蓝底白字的牌子，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你要拍任何东西都避不开。有游客挡住你还可以等他走开，牌子又不能拔走，所以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痛苦的体验，就是感觉在中国景区找不到一块净土。然后你走在街上看那些招牌，那叫一个千篇一律、神奇古怪。包括这两年从综艺节目到PPT，用的那种很爆炸的字体，中国的含蓄儒雅之美到哪里去了？这种审美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是全民审美的塌陷。大家都特别喜欢那种胀得很满的、颜色非常鲜艳亮丽的东西。这个可能做广告的人特别理解，他跟甲方吵架，一天到晚被甲方打击得不行。我们出书的时候有时候也能理解这一点：美感到哪里去了？
如果一个民族的审美教育很差劲，只有知识教育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确实会觉得文科没有用，因为你要做的是很硬核的知识性的东西。但在生活里需要趣味性的东西时，我们的精神交给谁掌控呢？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又比如说大家“倍速追剧”，这是很奇怪的一种思维：你到底要不要沉浸式地去体验？显然是不要的。大家都是“吃快餐”，看过就算了，追求的是看过，而不是我在这中间看到了什么东西，这明显是文学教育和审美教育没有跟上的一个表征，这种情况大家想一想，就会发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非常多。
也包括书店，前几天到一个书店，大家都说反正也没人买书，至少把它当成约会场所吧，所以要做文创、要做美食，要做这个那个，总之要增加很多附加的东西。大家都说疫情年书店关了很多，但是前几天有一个数据说，2020年全国多开了4000多家书店，这些书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大家心知肚明。书店这样一个空间能够给人什么东西，现在已经越来越存疑了。我记得2001年出“曾经北大”那套书时，也是陈老师当嘉宾，陈老师说现在的书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勾一轮再说，这个现象现在已经愈演愈烈了。现在公号长标题都是“勾一轮再说”，不管你能看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先勾起你的焦虑感，然后你才会点进来看，这个套路社会上已经玩得特别溜了。
大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时势’确实能‘造英雄’，但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推崇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平原
杨早 ：我建议大家一边读陈老师这本书的时候一边想想时事，你会发现很多你在生活里看到的、可能习以为常、可能感到困惑的现象，其实跟这本书里的很多东西都是若合符节的。我们都知道陈老师有他自己的专业，但是我理解，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希望跟公众构成一个对话，用现在的话说，希望能“出圈”。要出圈的话，就要表达一个相对肯定的观点，不能只把材料摆在里面然后让你自己去体会。但这样的观点怎么能做到过了那么多年不过时，还能够引发别人思考，其实就很难了。因为这需要：第一，独立；第二，思考要深入，而且需要抓手。
陈寅恪有句诗叫“读史早知今日事”，对史的理解很多时候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当下的很多现实的。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为什么说人文教育——文学教育、哲学教育、历史教育必不可少？因为没有哲学教育，你的思维是不成体系的，想到什么算什么；没有历史教育，你的思维就完全缺乏广度和厚度，完全不知道之前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但如果没有文学教育呢？
我经常碰到理科生问我：人文有什么用？我每次都会说：鲁滨孙在荒岛上只需要植物学、自然学、气候学等等就可以活下来，但如果他要过得好一点，比如他要跟土人打交道，要避免伤害，要跟各个船长合作，就需要社会学、政治学甚至法律，比如他要跟自己的仆人立法。但这些所有东西之后，他还需要什么？他上岛第一天就开始在墙上画道，一天一个小道，到了周末一个长道。人对时间、对自然、对星空是有一种本能的喜欢的。这就是为什么陈老师说“要大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有的时候大声说不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懂的都懂，不懂我也跟你说不明白、不可能证明给你看的东西。但是你如果能够进去、能够体会，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整个社会的趋势是我要把东西喂到你嘴边，强调“它多么鲜美、颜色多么好，你把它吃下去吧”，大家都习惯被投喂、被粗暴对待，这样一种文化方式和交流方式。我们现在做广告也不用巧妙，只要反复洗脑就可以了，就像以前《圣谕广训》或者《三字经》一样，反复读、反复读，电梯里读五六遍，综艺节目里不断地口播，每个人都提一提，提多了你自然就知道了。这个社会回到了一个非常粗暴的状态，那么我们每个人在这样一个粗暴的社会里能够怎么做？这其实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我自己也很关注这个话题，包括你教育小孩儿的时候，怎么避免他成长为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是家长更应该关注的，而不是关注他每次考多少分、在班上排多少名，因为那个东西不会跟他一辈子。你小时候考得高不等于你以后考得高，你分数考得高不等于你将来的生活过得好。但是这些东西，对美的感知、逻辑思维的严密程度，还有包括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认知，这些会跟你一辈子，是带不走的，虽然不是学问但是是感受。
陈平原 ：杨早说这个书在众多文章编辑成书的时候背后是有自己的关怀的，这是真的。第一辑是“人文视野”，里面第一篇是《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那篇文章是有感而发，也是在一个新书的发布会上，感慨再三说的。当时感触很深，一方面，哈佛大学的校长到西典军校去讲文学的作用、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日本文部省决定除了东京大学不受影响外，其他大学都删掉5%的经费，各个大学里不留人文学，理由是国家经费来自国民的税收，所以应该支持有用的专业，人文学不太有用，就由私立大学去负责。但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因为美国的常春藤大学都是私立大学，它的精英教育确实是私立大学在承担，所以美国的公立大学偏于工科，偏于社会学，偏于有用的、实用的专业，那是一个特殊状态，但不应该变成政府的推卸责任。
这些年很明显感受得到，整个中国大学从评“211”到“985”到“2011”到“双一流”，都在向工科倾斜、向实用科学倾斜，相对来说容易受忽视的是师范类的大学，因为它们各项指标上不来，没有发那么多《Nature》《Science》的论文。所以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跟一般的普罗大众说人文学的意义，还要跟同样是专家、教授、院士的那些人讲人文学的重要性，关键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些人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而且从事专业研究这么多年，但是我们各自所从事的专业反过来限制了我们的眼光和趣味。我知道文学的缺憾，但是物理学的教授不见得会意识到自己的专业也限制了他自己的视野。今天的大学表面上都是教授，但教授长期的工作经验反而导致了盲区。我们对自己的专业非常热爱，做到了顶点、成为教授的时候，对自己专业的了解、洞察、同情和信仰很可能导致你对其他专业的漠视和误读。所以，不仅要告诉大众人文学的重要性，而且要告诉那些理科教授、工科教授、大学校长。中国重要大学的校长基本上都是理工科的，因为重要大学都要求院士担任校长，文科目前没有院士，所以很多重要大学校长其实都是理工科。因此要跟他们讲清楚，让他们理解人文学的意义和作用。从普通大众到专家到国家领导，都要跟他们讲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才会说要恰如其分。光愤怒没用，文科教授不能变成深宫怨妇，不要再整天叨叨，说你如何这个那个、社会看不起你、很穷啊什么的。第一，大声说出我们的好处。第二，要恰如其分。你必须让人家意识到人文学的意义。
文学之于新冠疫情与看破人生苦难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陈平原 ：去年的新冠疫情，再次让我们知道了学文学对于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理解苦难的意义。其实这本书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编好了，但是里面刚好有一篇文章，叫《生于忧患》，是2003年为SARS写的。SARS期间，我的学生突然间惊慌失措，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来传播很广。这篇文章说的是我们那一代人经历了众多苦难，所以对社会的坎坷、不公、苦难是有心理接受能力的；而相对年轻的一辈，他们大体上从出生就一路走上来，都相信世界是越来越好的，芝麻开花节节高，所以想象中国还有自己在未来都一定是越来越好，而没有这样的心理预设——也许有一天中国经济会出问题，也许有一天自己的家庭、个人会出现大的波折或者灾难。所以SARS期间，年纪大的人镇定，年轻人突然间惊慌失措，因为大部分人在2003年都没有那种经验。
那个时候，人们像逃难一样地奔回家，还出现了大家封堵北京人的情况，北京人那时候是最受歧视的，连北京郊区都围着栏杆，防止北京人进入，因为北京人那个时候变得那样的恐怖。所以我专门写了这篇文章。北京以前有种“九九消寒图”，数九寒天，每天点染一朵梅花，点到九九八十一天，梅花点完了，寒冬就过去了。然而就像《竹枝词》里说到，到了九九终于什么都解决了，寒冬过去了，忽然间跳蚤出来了。人生在以为所有的苦难都已经经历过之后，应该是一切向好的时候，突然间还会有新的灾难出来。这是中国人古老的智慧，永远记得前面可能是鲜花，也可能是坟场。有了这种智慧，你才能够走得比较淡定。
这篇文章写于2003年，编这本书的时候，我特意编进来了，但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冠疫情这回事，后来在出版过程中才体现出预见性。到3、4月份的时候，因为新冠疫情，学生们很慌张，在我的学生群里每天都有很多人不断地发各种特别负面的情绪。这时我就把十多年前的这篇文章贴出来，后面加了一段话，说我们那一代人经历过很多苦难，要在独自面对苦难的同时坚守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如果不是这样，整天怨天尤人，一晃眼三个月过去，一晃眼半年过去，一晃眼十年过去了——当初在我的想象中，新冠疫情最多三个月，这是SARS期间的经验。我说你们应该回到正常生活，关注社会现实，关注疫情的进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贡献，包括捐赠、做义工等等这些都可以。你们应该回归正常，博士论文继续写、书继续读，不要整天在网上晃来晃去，净看那些负面的新闻，每天在那里互相传播，疫情还没有把你打倒，微信就把你打倒了。所以请你记得这个教训。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我马上考试上了大学。但我有很多聪明的朋友，当年一大堆的愤怒、一大堆的怨言、一大堆的不满，等到可以出来的时候，因为之前一直陷在这些情绪里出不来，什么都没做。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也是这种状态。当初我想象疫情会持续三个月、六个月，最极端的就是像我们，十年都投进去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很多人突然间发现十年青春没了，想找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才会说“生于忧患”，人生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波澜，生于忧患才有可能战胜这一系列的困难。
没想到我写给学生的微信，一天已经有2万多人阅读，我的学生转给他们的学生，学生又转给学生，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郁闷，有一些感觉，过段时间重新提起来还是值得一读。
关于读书的几点感慨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大学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教你多少知识，而是教会你读书，养成好的眼光、习惯、方法和兴趣，这比什么都重要。”
——陈平原
陈平原 ：最后我再说两三个事情，一个事情是我在北京看书店，这次回潮州的时候也问了当地的书店。潮州是一个小地方，我小时候很喜欢去城里的新华书店看，这次问了新华书店的老总，他说现在基本上95%只能靠教材，其他书籍只占5%，这其中还包含政治读物。这让我很伤心。还有个朋友，他跟朋友们做了一个网红书店，说很多人来打卡，打完卡不买书，他们只能靠咖啡、靠饮食坚持下去。幸亏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读书人之所以投这个事情，不靠它挣钱，只是一种关怀、情怀。即使这样，运营起来也不是很容易。
那些小的城市是这样，深圳则不一样。我去年特别感慨，因为我是深圳南山区的文化顾问，帮他们做了点事情。南山区虽然级别不高，只是深圳的一个区，但那个区科技实力很强，因为华为、腾讯等等都在那儿，他们开玩笑说跟美国打贸易战、科技战，最后变成了南山区跟他们打。我跟他们说，有了科技之后，你们还缺文化，科技和文化是不太一样的，除了科学技术之外，如何安顿生命也是值得关注的。他们做起事来很容易，去年就告诉我下决心马上做，第一件事情是在百度大厦里设了一个全自动阅读的书亭，然后买了很多很多书，也包含了我的好多书，把这个书亭命名叫“平原轩”。他们准备在深圳市办20个这样的书亭，无人看管，只要用身份证预约登记，就可以在那里读书、写作、看书。每一个书亭用一个名人来布置，我们都没有拿钱，只是命名，有事情的话帮一点忙。所有的居民只要有身份证就能预约，在那里学习、看书，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第三个感慨是，刚才杨早说学生初中毕业上了高中以后，就会被功课困死，而我感慨的则是人们在大学毕业以后进入职场，就不读书了。现在，理论上中国同龄人口中上大学的比例是50.6%，两个人就有一个人上大学。所以现在大学毕业，只是有了知识、能够养家糊口。走上社会以后还读不读书？这是我关注的。
两三年前《石家庄月报》的一篇报导让我很感动。石家庄的一个快递小哥，在他的三轮车后面贴了一张广告图，引了我演讲里的一段话，《文学如何教育》这本书里也有收录：“要是有一天，你半夜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好久不读书，而且没有任何异常感觉时，那就证明你已经开始堕落了。不是说‘读书’这行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远离书本本身，说明你已经满足于现实与现世，不再苦苦追寻，不再奋力抗争，也不再独立思考了。”快递小哥把这段话贴在他的车后面，每天走街串巷去送快递，记者觉得很惊讶就把他拍了下来，然后问他：是不是特别喜欢读书？他说，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希望大家多读书，希望他的孩子好好读书，所以他每天骑车送快递，把我的话当成一个广告到处周游。
我对此很敬佩。因为国家、纳税人给我钱，让我衣食无忧，我在家里读书是很正常的，一点骄傲都没有。我是职业读书人。经常有人对我说你很辛苦，我说我一点都不辛苦。我不能说辛苦，因为读书是我的职业，可以读书，然后生活无忧，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事情。别人给了我钱，我一点都不敢说自己是什么刻苦攻关啊，这是我的爱好，也是工作。如果像那个快递小哥那样，生活不容易，每日奔波，还想着要读书，那才值得夸耀。
北大举办了袁行霈老师纪念文集的首发式，我想起他一件事。大概20多年前，他说：“第一你生为人，第二你生为健康的人，第三你生为一个能够进学校念书的人，是应该感恩的。”我想是这样，有能力读书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有能力读书而且帮助别人那是更幸运的事情。这就是我今天想在这里跟诸位分享的读书体会。
我这次回学校，宣传部门说：“是不是要挂一下世界读书日？”我说：“不要吧。”我老觉得别的不用纪念，读书必须纪念，可见读书很弱势。如果是真正重要，比如娱乐、吃饭，没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节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出来说读书很重要，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不希望这样。
杨早 ：我再补充两点，刚才陈老师说到“生于忧患”这个话题，去年年末北青报约我写去年一年的心态，我也引过他这段话。我想提一下，陈老师也写过《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我因为正好做这个，所以特别关注西南联大，在战火中的大学是什么样的状态？很有意思，在那样一个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谷底、非常悲伤、非常忧患的时代，但是学生们却很皮实，什么都照做：文学社照办，茶馆照泡，该干吗干吗，甚至也有去放炮的，土木工程系去帮美军设计机场，也有教授夫人做得胜糕在街上卖的，各种各样都在做，整个学校的风气还是很向上、很欢快的。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最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大家想想我们现在的状态，一个国家也好、地方也好，最可怕的其实是心态的崩溃，首先不是物资、医疗这些方面的缺失，而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顾历史，大家可以去看看陈老师这个研究，特别有纪念价值，看看在那种场合下大家怎么做的，然后来回顾一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第二，刚才忘了说，关于这本书的打开方式，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陈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特别讲究言出有据，而且不管大文章、小文章，一定要有独立的、足够的材料准备才会去写。我可以打包票，陈老师不管什么书，都可以当作一本阅读指南。你可以统计一下，这本书里提到的书名号有多少个，所有这些书如果你有兴趣去看，真的去按图索骥，是可以看出一片新天地的。中国每年出40多万册书，就算里面人文社科占得很少，要从里面去选择也很难。你会花很多时间去看那些其实你不喜欢看，但被书名勾引、被广告夹到的书。没必要嘛，你只要找一个靠谱的人，看他的书，看他提到过什么样的书。
陈平原 ：后面已经有点像在做广告了。
杨早 ：在您看来是广告，在我来说就是心得。在座有参加过我们读书会的人知道，我一直在推荐一种书叫“种书之书”，你找一个靠谱的人就可以选书，我不觉得这是广告，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说实话，我看陈老师的书，一边看一边在网上下单，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方法，推荐给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