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蒙古国政府正式通过《蒙古文字国家大纲》，决定从2025年起全面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即俗称的传统蒙古文。距离1946年废弃回鹘式蒙古文不过80年时间，仿佛一切又回到原点。
历史悠久的新文字
回鹘式蒙古文可以算作古代历史上不太多见的有明确创始人与年代的一种文字。意大利罗马天主教徒普郎迦宾在自己的游记里写道：“成吉思汗征服了畏兀儿以后，使用了他们的文字，将其称为蒙古文字。因为在此以前蒙古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成吉思汗统一蒙古（1206年）后，命乃蛮部的学者塔塔统阿以回鹘字母创制了回鹘式蒙古文。这种文字自右往左，从上往下书写，因此南宋的孟珙在《蒙鞑备录》就称其为“如中国笛谱字也”。另一位宋人彭大雅在《黑鞑事略》里的描述就更加形象了：“其事书之以木杖，如惊蛇曲引，如天书符篆，如曲谱五凡工尺……”
回鹘式蒙古文字母表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这种新鲜出炉的文字其实有着悠久的渊源——最早可能追溯到阿拉米字母。这是一种在公元前使用的西亚古代字母，也是流传至今的希伯来与阿拉伯字母文字的共同源头。归功于“丝绸之路”，地中海世界与东亚的联系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密切，顺着丝绸之路东来的不但有最初的小麦，也有阿拉米字母。先是生活在中亚的粟特人在其基础上创制了粟特字母，接着回鹘人将其据为己用（回鹘文的本质就是用粟特字母来拼写回鹘语），随后又传给了蒙古人。由于回鹘人的后裔维吾尔人后来又逐渐改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自己的文字，旧有的回鹘文反而日渐式微。在哈密、吐鲁番一带，回鹘文使用到15-16世纪。而在甘肃酒泉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经》本更是刻成于17世纪晚期。此后回鹘文便被彻底束之高阁，其字母反而要依靠蒙古文才流传了下来。后来满族在回鹘式蒙古文基础上创制了满文，并在有清一代成为“国语”。辛亥革命后，满文式微。但由满文衍生而出的锡伯文却在新疆继续存在，可谓生生不息。
回鹘式文字的比较
大约在13世纪中期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承载中世纪蒙古历史文化的最重要一本典籍——《蒙古秘史》已经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这本*载了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先祖的早期历史，因此成书后一直秘存于蒙古宫廷之中，严禁外传。这本书的确够神秘，不但撰者不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书的蒙古文原件也已散佚，流传下来的版本只是明代的汉字本。
即便这个汉字本也是一部奇书。它的卷首书名写作《元朝秘史》。在这四个大字之下又有两行小字，写作“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早先的研究者以为，这就是那位神秘作者的姓名。直到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才纠正了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余谓此即元朝秘史之蒙古语也。”事实正是如此，传世的《元朝秘史》汉字本其实是一部根据原文用汉字写成的蒙古语教材：把蒙古语原文作为正文，采用汉字注音，以方便汉人学习蒙古语的发音。比如“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这几个汉字，就是蒙古语“蒙古的秘密国史”的音译，《蒙古秘史》的书名也因此而来。
自从问世之后，回鹘式蒙古文这种历史悠久的新文字就成为蒙古汗国的官方文字。124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汗给天主教教皇英诺森三世写了一封毫不客气的国书，明确要求“位居一切君主之首”的教皇“应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那时我将承认你的降服”。国书的最后带有典型的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的自信：“如果你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认为你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我将使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到了近代，这封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因汉学家伯希和的发现而从梵蒂冈的教廷资料库重见天日。故而人们可以看到，文书上就赫然印着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蒙古国玺。
贵由汗致教皇国书局部
十三世纪的国际音标
不过，除了国玺之外，现存的贵由汗致教皇的国书正文只是一个用波斯文写成的译本。这当然也很容易理解，十三世纪的蒙古汗国，是那个时代疆土最为广袤的政权，辖下各个民族语言文字也空前繁多。波斯文在中亚，汉文在东亚，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中介语言。不光是贵由汗致教皇的国书采用波斯文，1266年忽必烈汗（元世祖）通过高丽（今朝鲜半岛）交给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的国书同样也没有用回鹘式蒙古文。通观全文，以“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开头，以“至元三年八月”结尾，统统用汉字写成，与传统中原王朝的做法别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