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致日本的汉文国书
至于忽必烈本人，大概是不满意这种情况的。1269年，他下了一道诏书，先是承认当时蒙古汗国“因用汉楷及畏吾（回鹘）字，以达本朝之言”的实际情况，然后又强调，这样等于蒙古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最后宣布，“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考虑到下达这道诏书前两年（1267），忽必烈修建了大都（今北京）城，下达这道诏书后两年（1271），忽必烈正式确立了“大元”国号，新创文字或许也是他进行“政权建设”的一环。后来的《元史》就将其称为“蒙古国字”或“元国字”。
这种新文字通常以创制者的名字称为“八思巴文”。八思巴是西藏人（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经典佛教又是用梵文写成， 故而“八思巴文”采用藏文字母，藏文中没有的字母从印度的梵文中借用，或者用字母变体形式来补充。字母形体多呈方形。八思巴文以音节为拼写单位，字序从上向下竖写，从左至右移行，这种书写形式则与回鹘式蒙古文相同。
八思巴字母表
就实用性讲，八思巴文首次实现了一字一音，比同一发音在词首、词中、词尾发音不同的回鹘式蒙古文自然是个优点。但它最大的“卖点”，则体现在忽必烈诏书中的一句话里：“译写一切文字”。换句话说，创制八思巴文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译写各种文字。
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想法。作为比较，虽然拉丁字母是如今世界上最为通行的字母，但光靠26个基本字母要“译写一切文字”仍然无能为力，所以许多采用拉丁字母的文字，都有专属的附加符号，比如德文有“ö”和“ü”，越南文有“đ”和“ê”。真正能够记录所有语言发音的国际音标（IPA）在19世纪末后面世以来也一直在进行增补，目前所用的符号已经超过了100个。
想要在十三世纪实现这一点，当然不太可能。但八思巴文的确可以译写汉语。对于蒙古统治者而言，这种音节文字无疑比成千上万个汉字显得易学易懂，故而连至大二年（1309）始铸的钱币“大元通宝”也刻上了汉语发音的八思巴文。只不过，回鹘式蒙古文此时已是根深蒂固，就连元廷官方的强力推广，也未让八思巴文真正为民众解释。到了元朝覆亡，蒙古统治者退居漠北之后，八思巴文在官方就随之废弃不用了，从创制到废弃，这种“国际音标”一般的尝试不过百年而终。
八思巴文的“大元通宝”
从废弃到恢复，发生了什么？
于是乎，回鹘式蒙古文在经过几次改良后一直沿用到20世纪。期间也出现了一个小插曲。17世纪中期，咱雅班第达将回鹘体蒙古文改革为“托忒蒙古文”。“托忒”的意思，就是“清楚的”。它利用圈点等附加符号使每个字母基本上作到了一字一音，而且也能区分回鹘式蒙古文所不能区分的元音（如o和u），可惜这种文字基于卫拉特（瓦剌、漠西蒙古）的方言口语，始终未能在大漠南北的蒙古人群主体中流行开来。
在漠北蒙古（外蒙古），20世纪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弃用回鹘字母而改用西里尔字母书写蒙古语。当时蒙古的许多*基本上都在苏联接受过培训，无形中对俄语产生了较深的亲切感。比如在二战之后长期担任蒙古最高*的泽登巴尔就毕业于苏联伊尔库茨克财经学院，而且娶了一位俄罗斯太太。不难想见，由其领衔的蒙古文字改革委员会最终选择以俄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新的蒙古文字。这就是1941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在俄语字母基础上确立新蒙文》，因为“……国家进一步的文化发展只能走巩固对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联系、学习最丰富的俄罗斯文化的道路……”。
泽登巴尔一家
对此，苏联学者伊·亚·兹拉特金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里不吝赞赏之词：“这个决议同时反映了蒙古人民对于先进的社会主义苏维埃文化、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文化和语言的极深的敬意”。抛开其中显而易见的政治意味不论，用西里尔（俄文）字母书写的新蒙古文（共 35个字母）相比回鹘体蒙古文的确“减轻了群众学习文字的困难”，在推行后的短期内就让蒙古国的国民识字率由上世纪20年代的不足1%上升至90%以上。只不过，俄式的文字样式（当然没学过蒙古语的俄罗斯人还是看不懂的）与同样俄化的街景，令冷战时代的蒙古俨然成了“东亚的东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