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城池是高等级的聚落形态，承载的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用，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超大型城池聚落的出现，意味着该区域内出现了可供驱使的大量人力物力，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
与500年前的尧舜时代相比，夏朝晚期遗址的二里头反而呈现出逊色的一面。从规模上比较，二里头遗址的面积为300万平方米，规模与陶寺古城略等，但却远小于石峁古城，文化遗存也远不如尧舜时代丰富。与陶寺考古发现的朱书扁壶上的文字相比，二里头目前发现的文字还处于刻划符号阶段。
考古发现了颠覆性的一幕。
据郑州大学副教授张莉对考古发现的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统计显示，在进入二里头时代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晋南地区聚落总面积从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不足300万平方米。
这也就意味着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华夏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倒退和人口锐减。而历史上造成这种影响的无外乎两个原因：战争或天灾。
无独有偶，气象学研究显示，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中原大地出现了明显的气温异常，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原本平均分布在全年的降水会在较短时间内倾泻，换言之，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冲毁了大部分的文明积累。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黄河上游的积石峡发现了体量在110亿至160亿立方米的洪水痕迹，向下游推进的距离在2000公里以上，碳化木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920年前后。
而对于大洪水，我们的传统印象还停留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即夏朝建立之前）大禹治水的典故。但显然，公元前1900年的大洪水是夏朝建立200年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天灾，几乎毁灭了夏朝早期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并且这一颠覆性的发现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只言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