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之间有如此巨大的教育差距，这对贫下中农的子女公平吗？
显然那些搞特殊化的干部子女更加具有考试优势，在老人家看来，我们的教育就变成了为官老爷的子女服务的机构，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
既然教育出现不公平现象，而地方干部中又存在老人家眼里的走资派，那么高考就变成了走资派子女的晋升通道。
这样通过高考的人大部分来自走资派的子女，源源不断输送到权利中心的人都是走资派的人，无形之中壮大了走资派的力量，这当然是老人家不愿看到的。
另一方面，贫下中农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很难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习，加上家境贫寒，没有足够的营养，很难通过考试成绩考上大学，无法考上大学，就很难走进干部队伍，而老人家所期待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干部就存在断层的情况。
正因为如此，当1966年有人提出将高考推迟时，老人家没有反对，虽然这种事情犯不着他做决定，但是当时中断高考没有立即恢复，说明他是认可这种做法的。
公知说从1966年到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这显然是不切实际地胡说八道。
实际上，大学里的“大学生”几乎没有断过档，因为大学至少要读四年，因此1965级至少要到1969年以后才能毕业离校。
1968年7月21日，老人家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70年，我们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批示》，批示清楚地写明：
“中央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供参考，各地在安排招生工作时，可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办理。“
大学生并未完全中断，只不过不像过去那么容易考而已。当时的人也不会傻到让大学荒废，只不过是让谁接受更高的教育而已。
1972年上半年起，全国范围内又陆续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而之前的一两年中，不少大学还开办过短期培训班和工人班、试点班等。
从1966年到1977年依然有高考，同时还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后来改成“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
这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群众推荐，只有群众推荐的人，才有机会得到领导批准，否则后面两步连门都没有。
要得到群众的推荐，那先要接触群众，要深入群众之中，与群众同甘共苦，才能得到群众的推荐，否则群众都不认识你，谁会推荐你呢？毕竟当时群众手里还有这点推荐的权利。
显然，群众自然会推荐与自己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人，这实际上就是变相地让干部子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不是脱离群众，就算你是假装接近群众，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推荐，等高考通过后再翻脸不认人，这无疑也让你有了解群众的可能性，总比高高在上，一副鄙视群众的样子好。
这种经过群众推荐才能参加高考的做法，显然是为了偏向了贫下中农子女，但是依然存在个别干部子女利用手段获得推荐的情况，可谓是防不胜防，老人家想改造这些人确实很难。
公知们认为那个年代的高考荒唐，特别是白卷事件，既然公知们认为荒唐，那么我们就来聊聊白卷事件，到底荒不荒唐。
白卷事件发生在1973年，事件的主角叫张铁生，他当时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被群众推荐参加大学考试。
1973年6月30日，张铁生在理化考试时，仅做出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
面对这份考卷，张铁生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说明了他为什么只做出3道小题的原因，因为他每天要工作近18个小时，没有时间复习，不想为了复习，而放弃劳动。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最终张铁生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
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
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