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上，争议意味着热度，道德的、情绪的标语、口号最适合传播，鼓励、放大极端表达成为一种机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项研究显示，道德、情绪色彩强烈的信息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一条推文中每增加一个道德、情绪性的词，被转发的概率就会提升 20%。
互联网有一个「戈德温法则」，指争论中，把对方比作纳粹或希特勒的几率趋向 100% 。把对方简化成一种刻板印象，人变成非对即错的二极管，对表达没有耐心，跳过论证，直接贴标签上结论。
「渣男」「绿茶」认为亲密关系存在一种标准模版，让不遵循主流的男男女女陷入尴尬，「PUA」在职场、爱情、亲子关系中让一切批评蒙上一层奇怪的阴影，「直男」不再单指性取向，而几乎成为一种原罪。公共讨论中，「杠精」把反对空间封死，民众诉求被生硬地和「民粹主义」捆绑，批评意见下，「洗地」「带节奏」「歪屁股」「急了急了」式的呛声无处不在。
讨论中最容易的手段大概就是，用一个脏词把对方打倒，再要求对方自证清白，之后无论对方怎么辩驳，只需强调「你有你的说法，我有我的是非」。这导致异温层间的互动充斥疲惫感。求生欲把一部分表达欲消耗掉，于是更多人退网保平安，加入沉默的大多数。
语言贫瘠的另一个表现是词语的通胀、贬值，也就是在互联网交流中，因为身体不在场，必须依赖中介，人们发现一种烈度更强的字眼才能表达同样意思，所以用语越来越夸张，让我们最终失去细腻的语言。好的舞台一律叫「炸」，任何棋逢对手的竞争都叫「神仙打架」，不仅单身要接受「暴击」，温柔、喜悦、甜蜜这些感受也构成「暴击」。
这样的表达习惯最终导向脑袋的懒惰，乔治·奥威尔在《1984》警告，减少词汇量，会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得人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没有词汇表达。
学者戴锦华认为，「今天的领头科学是统计学，你在统计学的意义上不存在，你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就不存在，也就是所谓的『弃民』」。
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追溯现代语言危机的起源：17 世纪前，知识语言一向是描述性的，但在自然科学飞速进步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几乎一切学科都沾上了数学的习惯，文字被统计表、曲线和图形替代，必须使用语词的地方，就借用精密科学的术语。
数学摆脱了语言的镣铐，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戏谑地把数学比喻为本质王国里一种悬在空中、摆弄假设的纯粹游戏。但自然科学之外，如今语言也成了悬空的游戏。知识脱离公共经验，不再为了求真，而是为了逻辑间、语言间的互殴，语言成为知识这场智力比赛中的一个道具。现实经验与语言分裂成两套不同的体系。
比如在互联网上体验站队的快感之后，我们把人分门别类的能力日渐纯熟，久而久之成了「为了用上某个流行词而找场景，而不是为了这个场景找合适的词」，就像心理学说的：我们很容易混淆真相和熟悉感，用得越多，越把观点当成事实。
这验证了乔治·斯坦纳所说的，「语言不再被经历，语言只被言说」。一边是难解的学科黑话，一边是作为社交货币、晋升考试的工具，而文史哲被认为是无效率的。
到了今天，我们还乐于用一种假式的数学精神说话，尤其是统计学，把统计学结果等同于真相。
然后，在一切领域里把自己也量化，表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成就变成每个月赚多少，每天喝 8 杯水迈 8000 个步子是健康，十分钟内要掌握十个知识点才不会焦虑。打榜要进入前 2 名，看的吃的读的听的通通由算法/排行榜决定。某事有多重要看流量，真相就是堆叠的图表和数字。一本书一场电影「耐看」「引人入胜」，被「4 颗星」、「评分 9.1」取代。信用与购买力挂钩，诚实、勇敢、善良让位于颜值、身高、收入房产，身体好就是穿某品牌某尺码还空空荡荡，能力就是依据某种设定被数值化的智商情商逆商，自我介绍说本人是 INFP / ESTJ 。
我们也处在一个尤其依靠集体理性的时代，事事离不开攻略，从吃饭旅游、升学求职、看电影打游戏到看见每天的热搜，遇事问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观点向意见领袖看齐，表达情绪靠转发、引用，在二手经验中积累二手话语，每个人的活法和表达差不了多少。
人一边想着要做自己、表达真我，一边担心过分揭露自己，这时采用一种统一化的表达方式是安全的。尤其「糊弄学」已经提炼出回复模版，饭圈缩写省时省力， emoji 提供了意义丰富的表达自助餐，一张小猫脸可以替代人类复杂的表情、动作和文字，替我们做情绪劳动。模棱两可的语言、流行话、经过精心打磨的 emoji 带来效率和新的交流方式。新鲜的表达反而成为「我足够重视你」的信号。
或者，干脆只用「点赞」「喜欢」「打分」标示「我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