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总觉得我能做大事，能挣大钱，打小就有这种感觉。我猜非要做理性分析的话，肯定跟读书有关。我比我的同龄人里的绝大多数读书都要多很多倍。相应的见识和看待事物的宽容度、开放性这些，都是不太有可比性的。你老跟这些孩子们在一块，你不由自主地就会有优越感。就觉得你做什么都比他们强，包括挣钱。”
文 | 谢梦遥
编辑 | 金石
导图摄影 | 周裕隆
运营 | 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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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2年出生的，是朝鲜族。我会说朝鲜话，但说得比较差。长大过程里很自然形成的局面就是，我跟我父母说话说中文，他们能听懂，但是他们表达肯定是朝文好嘛，所以他们跟我们说朝鲜话，我们经常坐在一起，我说中文，她说朝文，就天衣无缝地聊下去。
我印象非常清楚，是小学三四年级时候，学校附近的流氓混混过来打人的时候，边上有那种狗头军师型的小孩嘛，使坏嘛，说他是我们班谁谁谁，比如一个小帅哥，说是我们班的玉面飞狐，那时候还有那种类似武侠小说外号。那小流氓就叫过来都抽几个嘴巴嘛，这就属于在小流氓的标准里应该是欠揍的。
如果得知我是县委罗*的儿子的话，他们会非常兴奋地说，你就是罗*的儿子，我说对呀，他就啪一个耳光，说我就打你罗*的儿子。这些流氓以打当官家的孩子为乐。你就可以想象，那时候当官的孩子完全没有惹不起，可能他父亲不敢惹我父亲，但是他儿子是随便打我们家孩子的。为此我多挨了很多顿揍。
我跟我爸说我爸能怎么着呢，他跟谁说呢。那个时候的社会实际情况是什么，老王家的儿子把老李家儿子打得满脸是血，报警不受理，大家觉得孩子打架，是观念问题，不是法制问题。除非打骨折，打瞎了，没到这个程度，你到公安局，警察连家长带孩子一块赶出来，骂那些家长管教不力。
我一点都不特殊，我们那个大院里的官宦子弟，除非本来就是流氓型的，斗殴型的，剩下绝大多数都是挨揍型的，我们隔壁姓陈的那个副县长，他们家儿子给打得都已经有点发傻了。
我能拍胸脯地保证的就是，我那个年纪，和龙县那些县委官员的孩子不分大小全都挨过揍，甚至我还知道管政法的*的儿子挨过揍他爸也不管，他爸说你不好好学习，整天调皮捣蛋，难怪流氓看上你。那时候家长有个流氓逻辑，他怎么不打别人。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爸有天晚上下了班回家脸色煞白，我妈以为他出什么事了。他哆哆嗦嗦地，然后说县委五套班子有个人给抓起来了，结果最近公布出来了，贪污了一万块钱，枪毙。可是我们当时就觉得很邪的是什么，我爸吓得嘴唇都哆嗦，他的哆嗦不是这个人枪毙，是他怎么能贪一万块钱呢。一万块是天文数字，一个县委*可能那个时候工资是48块几，一年挣几百块钱，这人贪污了一万块钱，我爸认为枪毙十次都轻了，说这个人怎么可以丧心病狂地贪污一万块钱，吓傻了，完全蒙了，就这个状态。
那时候官员廉洁到什么程度，你今天很难相信，我和我妈从来没有坐过一次我爸的专车。他说这绝对不行，有党的纪律，有组织纪律，就不能给家属坐。那车是个军用吉普，那个时候的孩子谁不想坐个吉普车，在电影里看了那么多次。
后来还是从和龙县搬家到延吉市的时候，那个车是我们全家搬家的。延吉到和龙当时没有高速，走山路可能三个多小时，这是我第一次坐我爸的吉普车，我兴奋得就哇哇叫，当然小孩又晕车，开起来没多久就出去吐去了，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坐我爸的所谓官车。我妈比我们多坐过一两回，有一次是什么生病，送她去坐过一次。
有人说，你别看老罗很自信，我们已经翻出来了，他原来是县委*的儿子，所以以此证明我因为有这么一个政府资源和背景。其实真的跟那个几乎没有关系。我非说有关系就是我爸也是个读书人，所以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书柜里肯定是比别人家的书柜要好一些，但是这也不会比在大学里教书的老师的家的书柜更有优势。
▲ 图 / 《长谈》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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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小学的时候，我经常是课间10分钟的男一号。一个教室这么大，大家都是几组人在那儿各聊各的。我聊着聊着，身边就一个个傻笑，就会围上来很多，最后都围上来。下一节课的铃声响了，大家才特别不甘心地回到座位上去。
那时候不写学生评语吗，我的小学老师对我最多的评价就是，该生聪明，但是谬论多，所以希望加强管教，一般都是这种屁话。我妈也说我谬论多，我妈其实是观念很迂腐、很保守的。但她说不过我，说着说着就被我绕进去了，很生气地把我屋门一摔，就回自己屋去了。除非我做了特别严重的事，比如期末考试考得特别差，我爸妈不会打我，我挨过几次打，很有限。
很多人就以为我是文科生，其实不是，我物理学的特别好，一直到辍学都是课代表。然后化学本来学的很好，后来换了一个美女教师，我小，不懂事，把她给气哭了，后来她就不理我，我也就不学了，都是那种幼稚的。
我那时候讨厌英语，基本上英语120分，我能考个20分，100都丢掉，所以我的偏科不是有好有坏，是有好有零。比如说代数，我基本上是零，所以就根本考不上任何大学。每个学期开学前，我父母就说，你要真不想读，我们可以谈，我说别别别，我一定读好，就赌咒发誓。可是开学第一天上代数课，我就只能20分钟集中注意力，脑子就又散涣了。中途无数次的忏悔，忏悔得咬牙切齿，最后又无数次的放弃。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有ADHD，注意力缺失综合症。
我是家里最小的嘛，所以我父母肯定还是有溺爱成分的。他们其实对我管的不多，这里一个很大的运气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写了很多文章在省里的、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诗都有，现在想写得都很幼稚、很烂，但是反正达到发表水平了，很多根本不是什么牛逼杂志。我也给《收获》投过，从来没给我发过。
所以山沟里的父母会觉得我们的孩子不是正常孩子，可能是个人物。他们常年处在对我是一个什么不确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就导致我高二辍学的时候，我说服我爹妈的原因就是我后边要当作家，作家要文凭干吗，我就给他念了一大串中国新时期的作家里没有文凭的。完了他们俩登时就拿不准的，没把握嘛，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文章，所以他就会对自己的儿子到底行不行，就心虚，不敢判断。他们一犹豫，我就紧赶慢赶多写几篇发表，然后给他们看，还有稿费，虽然稿费很少。
当时好几个孩子同时退学，只有我成功了，他们全被爹妈给打回去了。我父母整体还是偏传统的，没有那么开明，在那个年代糊涂的老人里算稍稍好一点。所以说如果不是写作，我父母是不会同意的，他觉得我儿子是要辍学，但是他要当作家嘛，所以他还出去跟别人炫耀呢。
▲ 年轻时的罗永浩。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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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学之后，反倒没有什么写的动力了，我知道写得不够好，我还真是扎扎实实多读了几年书。父母很高兴啊，上班、下班发现我就在那儿躺着读书，坐着读书。
我就总觉得我能做大事，能挣大钱，打小就有这种感觉。我猜非要做理性分析的话，肯定跟读书有关。我比我的同龄人里的绝大多数读书都要多很多倍。相应的见识和看待事物的宽容度、开放性这些，都是不太有可比性的。你老跟这些孩子们在一块，你不由自主地就会有优越感。就觉得你做什么都比他们强，包括挣钱。
在家待了两三年，“作家梦”某种意义算是破灭了。我觉得我能想出很牛逼的，写出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我就老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后来有一天看钱钟书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老把创作冲动当创作能力，我看完了就彻底崩溃了，我知道我问题出在哪儿了。
在家里待得很尴尬，就想做一些从业实践，我卖过羊肉串，去河边工地筛过沙子。
我还在火车站扛大麻袋，很黑暗，那工头欺负人，我在那儿还被人揍了一顿，但打得不狠。他过来点了根烟，说给我来火，我说不好意思，我不抽烟，没有火。他就照我屁股踢了一脚，说滚。我看了他一眼，他过来又给了我一拳，然后我就低头，他就让我走了。
只是那工头不知道，其实我是认识他们那个铁路段的负责人的，他让我去的时候告诉我，如果有人欺负人，马上让他知道。但其实我在那儿挨欺负的时候我没跟他说的，我就想体验一下社会真实的那些东西。我在那儿一共就干了十来天，没打算长干。体验完感受是，工钱比我想得少得多，每天累得跟狗一样，勉强吃饱饭，还得住在一个很吓人的地方，那应该是1993年前后。
我还倒腾过走私车。当时全民都在走私车，以至于没人觉得走私车危险，形成这种虚幻的安全感。我表哥比我大一些，他是操持这件事的，到口岸看了好几次，都没有合适的，左等右等等不来合适的以后，有一天我表哥一着急就定了一辆30万的车，很贵，极其昂贵，30万。30万的车当时说贴个几万卖，结果拿过来一直到还款日到了，最后都卖不出去，发动了几乎所有亲戚朋友帮忙，最后来了一个人愿意原价买，多一分不给，我们觉得能拿回本金谢天谢地了，就给了他，但利息钱不够，是倒贴的，所以还赔了3000多块钱。
我第一份正式的长期的工作是21岁的时候，去韩国打工一年。我姐给我办了一个合法的劳务输出签证。
那份工作本身并不牛，去做车间的蓝领，做苦力。但是我在那一个月差不多挣一万块钱，1994年的时候，中国一线城市的白领差不多挣八百块钱月薪，所以一年的工作收入是这边城市白领的十年的收入，而且基本都没花。我花三万多买了唱片，买的正版的CD。那时候一张CD一百来块钱，所以我妈因为我把这十万块里的两三万买了CD，她都哭了，相当于儿子虽然有本事挣十万块钱，但是把两三万给祸害掉。我后来还真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可能不多。我的精神生活的需求导致的消费是比物质生活消费要高的。比如说买书、买唱片、买影碟在我这辈子多数时候都超过我吃住和衣食住行这些方面的支出。
我去韩国打工有多个原因，最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买唱片。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在老家有去韩国打工的人带回来的韩国时尚杂志，那个杂志上有汉城的唱片店的广告，一个两三千平米的卖场全是唱片。我当时就流鼻血啊，我说怎么可能几千平米的面积卖唱片呢，我这一辈子见过的唱片店的面积重复累加起来都不到几千平米，然后我就疯了一样，我说我一定要去这儿买正版唱片。
所以我为什么后来在国内认识那么多搞音乐的朋友，就是搞摇滚、搞民谣的那些。因为我这个音乐听得比较深入吧，跟他们在一块儿也比较有共同语言。
21岁去，22岁回的时候，我有大概8万块的存款吧。1994年的8万块在我的家乡，连房带车都买了可能还有富裕。
▲ 2012年，罗永浩帮音乐人左小祖咒宣传新出的专辑。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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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回国鬼混了一阵，我上学的时候还是打一些架的，但是那时候其实已经不怎么打了，但是我虽然不打，我们那民风不好，老打架，我姐就害怕说哪天再把脑子打坏了，胳膊、腿打坏了。她的意思是你鬼混也行，但你是不是到大城市鬼混好一些，你在村里鬼混，流氓也分洋流氓、土流氓啊。所以她意思是，你想不清楚就到城市混。她在天津的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工作，在天津黑牛城道那儿买了一个房，是投资买的。我就住我姐姐房子里。
韩国回来之后那几年，迷茫啊，将近四年的时间，基本上是混。我有8万块存款，算是同龄人里的富裕者，而且这钱基本不用花，那时候银行利息也高，你知道当年银行利息8%、10%吗？
当然我也不是坐山吃空。我在北京因为买唱片认识的一个哥们叫周雁桥，装机是他给我启蒙的。他因为在飞利浦工作，原来就研究、琢磨这些电子产品，等PC潮来的时候，他很早就学会了这个。他也不会编程，就是这种简陋的装机。他每装一次机器，收500块钱。
他教了我装机，我学会了之后我开始帮别人装机，也是装一台挣500块钱，500块能花很久，一年装个十台，吃饭是够了，何况房子又白住，我还有存款，所以没有太大的压力，就靠这些小聪明，生活费用还可以。
那期间也读了大量的书，学了大量的貌似没有用的技能——我自己买了很多时装设计的书看过，没有动手操练，但是画那些素描啊，简单的也都试过。比如说广告，我纯从个人爱好上沉迷地研究过一阵，怎么做海报，怎么做病毒式话题，怎么写一个文案让它形成传播，这些都是我业余爱好东拉西扯看的。
我去看了一场电影，我回来要琢磨好几天，还要上网查，学习这个电影的拍摄手法这些。去听了一个从来没听过的现场音乐，演出结束了，我就会给那些乐队的人买很多酒，一个粉丝心态去跟人家认识，然后了解他们的音乐类型什么。
然后玩，泡妞，锻炼。我街上搭讪比如说五六次，能要到两个电话号码，类似这种，其实成功率还挺高的。会尴尬，但我会克服，幽默感这件事始终都是占便宜的，我经常有那种把一开始特别瞧不上我的姑娘用了个半小时给逗乐了以后，就开始给了我联系方式，就是像马路上我过去搭话，她那意思就是走开，臭流氓，那个态度。但是因为大白天，她也不至于慌得要跑，因为我毕竟不会夜里堵着胡同跟人家要电话号码，那太吓人了，都是大白天，而且大庭广众，她就反正说一些难听的骂我，我就嬉皮笑脸地逗她。她那意思你能是什么好人啊，大白天在马路上跟人家搭讪，我就跟她贫嘛，我说你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吗，我说你给我讲一讲，我说你说得有道理，也许我就改了呢，反正就跟她贫嘛，我还挺擅长这些的。
我还迷恋了一阵游戏。即时战略我都不爱玩，RPD我也不爱玩，我大部分时候玩的都是玩游戏的人会觉得很low的东西，比如说雷神之锤，《古墓丽影》印象中玩得好像是最多的，但是也就两三年吧，很快我就不玩游戏了。不是自己戒的，突然就觉得很幼稚，就不想玩了，就到岁数了，就不想玩了。
那四年对我的帮助特别大，一个是读了更多的书。另外一个是那四年我在山沟里的话，身边的狐朋狗友除了吃喝嫖赌就没别的话题，所以在那儿对我帮助很大，我因此认识了一批优秀的同龄人，这个对我开阔视野啊，山沟里的孩子出来见世面，这些帮助还是很巨大的。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个词叫“打口青年”你知道吗，“打口碟”当年最大的华北地区集散地就是天津八里台桥底下，所以我在那儿认识的所有的北京朋友，都是在天津的八里台桥底下认识的。
反正就这样稀里糊涂，我觉得我那个时期很幸福，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啥。
回想那段游荡岁月，大部分我是觉得挺值的，我觉得年轻迷茫你不玩你傻，你迷茫的时候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也傻，就玩掉了就很值。人生就有要做正经事的，也要做不正经事的，它要有个分配嘛，你不能成为一个混混、花花公子，不干正事，也不能一辈子全是干正事，老了觉得怎么人家还玩过，我都没玩过。所以我对那个时候的玩大部分是觉得挺值的，就不委屈，不冤。
只有一个遗憾，就是因为我懂事晚，多玩了几年，有一些东西就是晚了。举个例子，我有时候会遗憾说，如果我少贪玩几年，就物资条件可能会更好一些，能帮我父亲再多做一点什么，因为我没想到他70出头就得了胰腺癌去世了。
我印象里很深，我们当时那个地方土啊，他们认为电梯楼高级，其实我们在大城市知道平房奢侈，一二楼小楼奢侈，低层建筑奢侈。我爸去世以后，我妈有次闲聊说起来，她笑话我爸土，说有一阵还羡慕人家住电梯楼呢。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她说可能没跟你说过，她说跟我说过好几次，说他们那个同事的老头，每天坐电梯上下，他认为这是一个很牛的事。我听了还有点难受，觉得我要早懂事几年，可能他最后几年，我就给他买个电梯楼。
▲ 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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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9年的时候，最大的压力来自于第一次中年心理危机，二十多的时候你会觉得30就是老人了，但是我还没反应过来，我就发现我27、28了，我就开始慌。我觉得我还是永远是小伙子，怎么突然就成年了。我在天津、北京认识一些人，27、28岁就已经开始做主管了或者独当一面了，这些偏精英的这些朋友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还认识一个姑娘，她家里比较有钱，我跟她约会压力很大，那时候她居然会有私家车，我们去看个电影她开车送我。我就很怪，我比较直男嘛，我习惯看完了电影送女生回家，而不是被女生送回家，但是我要骑自行车，她要开车，我怎么办呢，我总不好说你把车锁那儿，咱俩骑自行车，这话也说不出口。跟着她坐了车去，然后她肯定要送我回来嘛，我就觉得怎么就看完电影被女生送回家，然后女生再自己回去，这感觉太怪了。还有就是我们去一些饭馆，她去的都是我没去过的，就很贵啊，那菜单我看了嘴唇都哆嗦，就比我去的饭馆一盘菜要贵个六七倍、七八倍，会所那种，我都没去过的。
我就想我得赶紧想个办法把耽误的这几年补上，赶紧得做点什么取得成就感，最简单就是钱嘛，所以我得赶紧做点什么事，在那个时期确实很毛，心里很慌，有很长的焦虑期，差不多大半年、一年。
我经常当段子讲的一件事其实是真事，我有次到书店去翻书的时候，甚至鬼使神差走到了畅销书的那个柜台，翻了一本叫《快速致富法》的书，那时候很流行那种书，但我认为这是弱智，我从来不会碰，但那天我就在那儿认真翻了一会儿，里边就是教你怎么养鸡，怎么养蛇，怎么种中草药，就那种书，一页就是一篇文章，再翻一页又是一篇文章，还配一个图，贼傻那种书。我当时看了那个我就，最后自己都乐了，你想我得慌成什么样去翻这个书。
这个时候呢，我在天津外院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他就告诉我说，他在北京上了一个叫新东方的培训班，特别牛，据说这儿的老师年薪百万，那个时候百万是吓死人的天文数字，我说啊，百万，我说打劫银行吗，怎么可能。
开始当传闻，没信，后来杨泉就到北京上新东方，带过来一些录回去的磁带，磁带里有俞敏洪的演讲，还有新东方明星教师的演讲。我回家用随身听晚上听。听得热血沸腾，就坐起来躁动不安。
后来我就去了新东方。
▲ 图 / 《幸福59厘米之小马》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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