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我和媳妇一起游玩了明十三陵之定陵。在前一天我们便约定好各自选一本写明朝历史的书，在坐地铁时，先读了《明史十讲》，做到“游必有学”。
从定陵回来后，现实的破败与历史的无奈萦绕在我的心头无法散去。一方面是对定陵的失望，明十三陵被破坏地太严重了；另一方面，是对万历皇帝的不甚唏嘘，由明君变为昏君的典型。
这里，我简单说一说自己游玩定陵的感受，以及对万历皇帝的一点思考。
影响力法则，被司机宰了从地铁昌平线明十三陵地铁口出来之后，我和媳妇就有点懵，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村落。还不等我们反应过来，就有黑车司机上前揽活说，20元钱送我们俩去下马碑——明十三陵的入口。
我一想也不贵，就和媳妇上了车。上车之后，司机非常健谈，一路给我们指这是龙山，那是虎山，乃龙腾虎跃之地势。
吹了一通牛后，到了下马碑，司机说如果要到定陵，一共要80元钱（我们从定陵回地铁站，打车也只用20元），媳妇讲了讲价，变成了70元。
现在回过头想，当时我们俩已经在车上了，司机一开始又是以比较低的价格让我们上车。在车上，他跟讲了这么多“故事”，获得了我们的信任，在下一笔交易中，我们自然容易相信他。
显然我们中了“圈套”，按照影响力的原则，想要让对方成交大的交易，就应该先用小的交易让顾客说YES。销售员在直接上门推销之前，先向主人公要一杯水，会大大地提高交易的成功率。原因是在主人公觉得自己已经有所付出了，他不愿意失去。
从出租车下来之后，我和媳妇也没有多想，出来玩嘛，开心最重要，也没有把打车的事情放在心上。
皇帝的棺材板被偷，一柜五命定陵确实很大，不亚于一个小公园。如果旁边有导游的话，我们会凑过去旁听，零零散散地也听了不少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柜五命的鬼故事。
据说，定陵被挖掘的时候，文物被当地老百姓哄抢一空，有一个木匠去晚了，好东西都被抢没了。本着不能空手而归的道理，他把皇帝金丝楠木做的棺材板给偷走了。
木匠回去之后，把烂木头给刨掉，留下好的木头，打了一幅床头柜。有一天，他们去干活，留三个孩子在家玩，结果孩子捉迷藏，把自己锁在柜子里了。第三天，大人才发现小孩在柜子里，但那个时候三个孩子全部已经死掉，据描述是七窍流血而死。
孩子的妈妈第二天就疯掉，上山砍柴时，摔下悬崖死掉了。一家子家破人亡，最后木匠踩着自己打的金丝楠木柜，上吊死了。
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和媳妇很配合地“嗷”了一声，导游看到我们倒吸一口凉气，嘴角向上扬了不少。
这个故事当然是假的，它很符合中国人对掘墓的厌恶，以及恶有恶报的朴素伦理观，掘人坟墓者不得好死。类似的故事在盗墓笔记一类的小说中屡屡出现。
其实，这个故事里还有另外一层愤怒或者嫉妒。恶意的猜测，是因为嫉妒，挖着宝贝，没有自己的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嫌疑。善意的猜测，是对当时政府和民众，都不珍惜文物，肆意破坏的无奈。
其实，历史总是相似的。出现在历史书的“火烧圆明园”，历史书上写好东西都被八国联军抢走了，抢不走的都被烧毁了。问题是，那么多石质建筑会被烧完？偌大的圆明园为何只剩下一家教室大小的遗址？
答案是在民国时期，有很多皖系、奉系等占据过北京的军阀盖房子，用的石料，就是从圆明园偷的。在日据时代，日本侵略者更是组织过农民去圆明园开荒种地。好不容易到了解放时期，又遇到了文革。
可以说，历史从来不只有一个恶人，罪恶是相互叠加的。
一条鞭法：税收货币化在定陵，有一块无字碑，被导游、司机以及广播录音反复地提及，普遍的解释是：万历皇帝太荒唐了，继任者实在无法尬吹。
这种说法一听就不对，再怎么样，万历皇帝的继承者为了显示自己的孝顺，不会连碑文都不刻。而且，明十三陵有十座无字碑，最早的无字碑是明仁宗朱高炽。原因是这位只当了10个月的皇帝，觉得自己的功绩太少，不足以立碑。
此后，几乎所有明朝的皇帝都没有立碑（另外两块有字碑，一块是嘉靖皇帝立的总碑，另一块碑是清朝皇帝为崇祯立的碑）。
话说回来，万历皇帝真的是一个昏君吗？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内容。
万历皇帝前10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应该是到达了顶峰。什么是一条鞭法呢？说简单一点，就是不论是赋税，还是徭役，都折算成白银，这样贪官污吏减少中间环节，减少了他们的贪污的环节。
“一条鞭法”的根本逻辑是什么？用金融学就能很容易理解，货币降低了交易成本，税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交易，使用货币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在使用白银纳税之前，农业税的征收成本太高了。水稻、小麦、棉花，种不同的东西，必然收的东西也不一样，农产品收上去后，还需要运输和存储，中途的消耗量更是惊人。
只不过，采用“一条鞭法”隐患也不少。根子出在白银上，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不一样，拥有的白银总量是不一样的，在集中缴税的时候还容易形成物价上涨，百姓为了缴税兑换白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外，中国不产白银，当时的白银主要来源于美洲和日本。一旦外来的白银减少，大明自然而然会形成通货紧缩。可以说，一条鞭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基本的现代金融体系，没有价值稳定的法定货币。
当然，一条鞭法减少了中间的税收环节，伤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张居正死后政策被推翻，也非常正常。
但毋庸置疑，万历初年，大明王朝的财政状况非常健康，整个大明朝经济在此时，到达了顶峰。
万历：由明君蜕变为昏君明朝灭亡始于万历皇帝，这是毋庸置疑的，万历皇帝在位48年，死后仅过26年，277年的大明王朝便轰然倒塌。
万历皇帝在位曾有二十多年不少朝，他并不是第一个长期不上早朝的皇帝，正德皇帝、嘉靖皇帝都是不上朝的典型，尤其是嘉靖皇帝，也是在位四十多年，有二十多年不上朝。
皇帝不上朝，也许并不能成为昏君的标志，垂拱而治或许比胡乱作为更强。明朝的政治制度已经极为完善，哪怕是不上朝，整个朝廷能够实现基本的运转，与此同时，还没有王爷能够造反。这两个原因结合，自然而然造成了皇帝不上朝的根本原因。
任何一个皇帝，在刚开始登基的时候，也都是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万历也不例外，可是最后他为什么放弃励精图治了呢？
最大的原因，还是家庭教育的失败，万历皇帝的家庭教育是极其失败的。万历皇帝8岁登基，其生母李太后对他的要求特别严格，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床读书，其功课压力不亚于暑假上各种兴趣班的小学生。
李太后就像是一个丈夫早逝的全职太太一样盯着万历皇帝的学习。先生在前面上课，太后在后面看着。皇帝身边的太监宫女基本上都是皇帝人，一天24小时被各种人监视。最离谱的是，皇帝在大婚之夜，太后派人在太监在外面提醒皇帝不要纵欲过度。
李太后出身贫寒，也没有什么见识，更不懂得什么教育理念，她深知自己的地位是儿子带来的。因此，儿子是她的所有。所以，万历皇帝用此后一生，来弥补母亲在自己童年造成的阴影。
张居正死于万历10年，此时万历皇帝已经18岁了，亲政后的皇帝开始发出自己声音。第一件事就是把张居正一家抄家灭门，将张居正的尸体拉出来鞭尸。可见，皇帝对他的老师恨到什么程度了。
万历真的有那么恨张居正吗？其实未必，张居正只不过为李太后背锅而已。在孝道治国的明朝，万历不可能拿她母后撒气，但是作为执行者、臣子的张居正，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发泄的对象。
举一个现在的例子，一位妈妈给儿子请家庭教师，每小时1万元，要求这个老师对自己孩子特别严格，高于其他孩子5倍或者10倍的压力。
在万历皇帝小的时候，张居正的权力来源于李太后。明朝内阁首辅的权力不亚于宰相，张居正想要宰执天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不得不听李太后的话。况且，张居正也还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自己是十年苦读出来的大学士，想要培养一代明君，未必有特别正确的教育观。
万历皇帝把张居正鞭尸之后，李太后也已经去世，他发现哪怕是自己贵为皇帝，依旧是不自由的。他想把宠爱的郑贵妃变为皇后，群臣反对；他想把最喜欢的儿子福王变为太子，群臣依旧反对。
万历皇帝能够*掉某个朝臣，但是他远远无法抵抗整个文官系统。从明仁宗朱高炽开始，明朝的文臣势力便开始在朝堂中取得优势，这也是正德、嘉靖两个不靠谱的皇帝不上朝，明王朝也可以很好运转的原因。
换句话说，就算是万历皇帝上朝，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个提线木偶。就算是明太祖朱元璋复生，拿亮晃晃地钢刀*出一片天，皇帝也不可能能够对抗此刻的文官集团，因为没有第二个元朝给朱元璋建立足够的政治资本。
洪武皇帝能够*文臣武将，下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一是因为自身的功绩足够大，驱除鞑虏，恢复汉人衣冠的功绩足够大，积累了充足的政治资本；二是因为，洪武年间，文臣武将的势力，都非常小，不足以伤筋动骨。
守业更比创业难，不止是国家，公司的发展也是如此。颠覆性创新，降维打击，跨界打击，这些词汇，在商业中屡屡出现。
结尾：期待明十三陵的转变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对于明朝，大多数国人对其太过于陌生。大明既没有大汉的赫赫战功，也没有大唐的诗词歌赋，没有大宋的文化。再加上清王朝对明王朝的抹黑，导致后世人对明朝皇帝全是谩骂之声。
对于明朝皇帝昏庸的描述，我最多只信30%。清朝皇帝自我吹嘘地有多厉害，贬低明朝皇帝就有多厉害。
明十三陵，埋着大明王朝十三位皇帝，也埋藏着大明200多年历史。我期待的明十三陵能够成为一部活生生的明史博物馆，不仅有书籍能够介绍真正的明朝历史，还可以通过复古的衣食住行、雕塑，再现明朝的衣食住行。甚至像迪士尼乐园一样，能够将历史变成一个游乐场，寓教于乐，当然前提是真史而非野史。
现在的人们对待明十三陵的忽视和遗忘，与此前盗墓、掘坟、肆意破坏并没有多大区别。正如《阿房宫赋》里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不用500年，50年之后，应该就会有人笑我们现在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