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少安一家人为贺秀莲的到来既高兴又忧愁的时候，这位大眼睛山西姑娘现在却只有高兴而没有忧愁。她并不知道这家人在背后为她和少安办喜事而怎样奔波和熬煎。她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她自己的幸福之中。
秀莲五岁上失去母亲以后，一直是她父亲把她和她姐秀英拉扯大的。她父亲除过劳动以外，还是远近出名的酿醋好手。在黄河岸边的干石山里是收获不了多少粮食的。但她家靠卖老陈醋的收入，光景不仅没垮过，反而比村里其他人家要宽裕一点。因此，她姐秀英长大后，村里和周围有不少人家提亲事。因为父亲单身一人，她年龄又小，姐姐决定招一个上门女婿——结果就和本村的常有林结婚了。
秀莲在本村上完小学，就没有再到柳林镇去上初中。她天性不爱念书，觉得在学校不如在山里劳动自由自在。
她在十八、九岁的时候，身体就完全发育起来，心中已经产生了需要一个男人的念头。但本村和周围村庄她认识的小伙子，她连一个也看不上。她是个农村姑娘，又没机会出远门，无法结识她满意的男人。当然，这不是说她要攀个工作人。不。她知道自己没文化，不可能找一个吃官饭的人。就是有工作人看上她，她也不会去嫁给人家——两个人地位悬殊，又说不到一块，活受罪！
眼看过了二十岁，她苦恼起来了。这时间，倒有不少人家向她提亲事，但这些人她早已在脑子里盘算过了，一个也看不上。她父亲、她姐姐和她姐夫，似乎都发现了她的烦恼，先后从侧面转弯抹角地查问她的心思。她干脆给家里人说：周围没她看上的男人！
她姐夫对她开玩笑说：“那到外地给你瞅个女婿！”她却认真地说：“只要有合心的，山南海北我都愿意去！
爸爸暂时有你们照顾，将来我再把他接走……”
家里人吃惊之余，又看她这样认真，就向他们所有在门外的亲戚和熟人委托，让这些人给他们的秀莲在外地寻个对象……
本来秀莲只是随便这么说说；她并没指望真能在外地找个合适的男人。她想，一定不行了，过两年也就在本地挑选个人——反正不能一辈子老呆在娘家的门上。
可是，突然在她面前出现了个外地人孙少安！
秀莲一见少安的面，就惊喜得心嘣嘣乱跳：天啊，这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嘛！他长得多帅！本地她还没见过这么展扬的后生！再说，这人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悍性，叫一个女人觉得，跟上这种男人，讨吃要饭都是放心的；只要拉着他的手，就对任何事不怯心了。相比之下，本地那些想和她相好的小伙子，一个个都成了毛手毛脚的猴球小子！
她马上把自己一颗年轻而热情的心，交给了这个远路上来的小伙子。当少安一再说他家如何如何穷的时候，她连听也不想听。穷怕什么！只要你娶我，再穷我也心甘情愿跟你走！
她爱上少安后，就舍不得离开他了。依她的想法，她即刻就准备跟少安回去结婚。但亲爱的少安哥说这太仓促了，他歪好得回去准备一下，最早看明年后半年能不能办事。
她只好收回了马上结婚的打算，但绝对不同意明年后半年才结婚！她提出：最迟在春节就办事！
少安拗不过她烈火似的感情，也就同意了。
当她把他强留了一个月，他不回家再不行的时候，她就又撵着他来了。她生怕他象一只鹰似的飞去再不返回来……现在，她来到双水村少安家里，就象回到了她自己的家。由于她热爱自己的心上人，对这个穷家的确没一点不满意，反而觉得一切都很亲切、很入眼……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她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
秀莲到少安家，转眼间七八天就过去了，但她还是不愿意走。少安背转他家里的人，偷偷对她说：“你走时给家里人说，你住四五天就回来了，因此你也不要耽搁太久，要不你爸和你姐他们要操心的。”
她只是不好意思地抠着手指头，红着脸说：“我……舍不得离开你……”
少安亲热地对她说：“你先回去，春节前我就寻你来！”“再让我住上几天……”她央求说。
少安看没办法打发她，只好说：“那也行。再几天就是八月十五，你过了中秋节再走。另外，我们村年年都是八月十四打红枣，这一天村里可热闹哩……不过，还是让我给你家里写个信，就说你过了中秋节回来，不要叫他们操心。”她说：“不要写了。等信到家里，那时我也快动身回去了……”
少安同意了她的意见。秀莲好高兴啊！她又能和少安在一块多呆几天了……
农历八月十四日，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中。一年一度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着筐篮，扛着棍杆，纷纷向庙坪的枣树林里涌去了。在门外工作的人，在石圪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这一天也都赶回村里来，参加本村这个令人心醉的、传统的“打枣节”……
一吃完早饭，孙少安一家人就都兴高采烈地出动了。孙玉厚两口子提着筐子；兰香拉着秀莲的手，胳膊上挽着篮子；少安扛着一根长木棍；少平背着笑嘻嘻的老祖母；一家人前呼后拥向庙坪赶去。他们在公路上看见，东拉河对面的枣树林里，已经到处是乱纷纷的人群了。喊声，笑声，棍杆敲打枣树枝的劈啪声，混响成一片，撩拨得人心在胸膛里乱跳弹。
在孙少安一家人上了庙坪的地畔时，打枣活动早已经开始了。一棵棵枣树的枝杈上，象猴子似的攀爬着许多年轻男人和学生娃。他们兴奋地叫闹着，拿棍杆敲打树枝上繁密的枣子。随着树上棍杆的起落，那红艳艳的枣子便象暴雨一般撒落在枯黄的草地上。
妇女们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身上换了见人衣裳，头发也精心地用木梳蘸着口水，梳得黑明发亮；她们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在地上捡枣子。所有树上和地上的人，都时不时停下手中的活，顺手摘下或拣起一颗熟得酥软、红得发黑的枣子，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香喷喷，甜咝咝地嚼着。按老规矩，这一天村里所有的人，只要本人胃口好，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只是不准拿！
只有田二是个例外。“半脑壳”今天不捡别的，光捡枣子。他一边嘴里嚼着枣子，一边手里把捡起的枣子往他前襟上的那两个大口袋里塞着；这两个塞满枣子的大口装吊在他胸前，象个袋鼠似的，累得他都走不干练了。他一边捡，一边吃，一边嘿嘿笑着，还没忘了嘟囔说：“世事要变了……”
人们还发现，连爱红火的老家伙田万有也能俏得爬到枣树上去了！他拿一根五短三粗的磨棍；一边打枣，一边嘴里还唱着信天游，把《打樱桃》随心所欲地改成了《打红枣》——太阳下来丈二高，小小（的呀）竹竿扛起就跑，哎噫哟！叫一声妹妹呀，咱们快来打红枣……地上的妇女们立刻向枣树上的田万有喊道：“田五，亮开嗓子唱！”爱耍笑的金俊文的老婆张桂兰还喊叫说：“来个酸的！”
田五的兴致来了，索性把磨棍往树杈上一横，仰起头，眯起眼，嘴巴咧了多大，放开声唱开了——叫一声干妹子张桂兰，你爱个酸来我就来个酸！
绿格铮铮清油炒鸡蛋，笑格嘻嘻干妹子你硷畔上站；绒格墩墩褥子软格溜溜毡，不如你干妹子胳膊弯里绵……妇女们都笑得前伏后仰，张桂兰朝树上笑骂道：“把你个挨刀子的……”
田五咧开嘴正准备继续往下唱，可马上又把脸往旁边一扭，拿起磨棍只管没命地打起枣来，再不言传了——他猛然看见，他儿媳妇银花正在不远的枣树下捡枣哩！年轻的儿媳妇臊得连头也抬不起来。
众人马上发现田五为啥不唱了，于是一边继续起哄，一边快乐地仰起头，朝枣树上面秋天的蓝空哈哈大笑了——啊呀，这比酸歌都让人开心！田五满脸通红——唉，要不是儿媳妇在场，他今天可能把酸歌唱美哩！只要银花不在，就是他儿子海民在他也不在乎！
他儿子田海民现在正和*田福堂、副*金俊山几个人在河对面一队的禾场上——那里已经堆起了一堆小山一样的枣子。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少安和俊武也在那里。几个队干部正在过斤称，大队会计田海民旁边记数字。枣子打完后，就要在这里给各家各户往开分了。
孙玉亭在庙坪这面负责。他不上树，在地上和妇女们一块捡枣，大部分时间要跑前跑后吆喝着指挥大家，并且两只眼睛敏锐地监视着不让人把枣子揣在自己的衣袋里……孙少平把奶奶放在一片有阳光的草地上，就跑过去拣了一些绵软的枣子放在她眼前。老太太尽管嚼不动，但还是想吃，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她一再问别人：为什么俊斌他妈没来？往年打枣时，都是她两个坐在一块，一边吃，一边说。今年为什么就她一个人？她到现在还不知道俊斌已经亡故了；金老太太今年没心思来参加这个红火热闹。
她一再问个不停，少平只好对她说：“我金奶奶病了！”
“噢，是这样……她比我还年轻……”老太太嘟囔说。
金波也为打枣从学校赶回来了，少平向他询问了这一段学校的情况。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去？”金波问他。
“准备过完中秋节就回去。”少平说。
“那正好！咱们可以一块走！”金波高兴地说。
当少安妈、兰香和贺凤英引着秀莲进入枣树林时，马上就把所有打枣的人都吸引住了。妇女们都纷纷围过来，争着挤前去看一队长的媳妇人样子怎样。许多妇女开始向少安妈问有关的问题；少安妈一一回答众人的提问，简直象一个“记者招待会”。有的人眼睛老半天不离开秀莲的脸，并且互相窃窃私语，详细而挑剔地品评着她身上的一切。秀莲本来是个大方姑娘，但也招架不住双水村这种看人“功夫”。她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不断用手扯着自己的花罩衫。她被围困了好长时间还脱身不开，精神都有点支架不住了，便用一只手紧紧拉着兰香的手，生怕自己栽倒。
直到孙玉亭吼叫让大家赶快捡枣，众人才先后议论纷纷地散开了。兰香和秀莲捡了一会枣，就回到奶奶坐的那个草滩里。秀莲把绵软的枣剥掉皮给老太太喂——这下老人家才吃得津津有味了……
孙玉亭正在枣树林里忙活地奔波，金强突然走到他跟前，悄悄说：“二叔，我看见一队的田福高溜到哭咽河那面的山水沟里了，两只手象抱着什么，猫着腰，生怕人看见……”一听有了“敌情”，孙玉亭立刻浑身来了劲。他威严地对金强说：“走！你带我去！”
金强在前边带路，两个人很快穿过枣树林，沿地畔向哭咽河那面的山水沟跑去。
快到山水沟前，两个人又放慢脚步，悄悄地摸到沟楞边，想猛不防一下子把这个“偷枣贼”抓住！
当他两个心怦怦跳着，蹑手蹑脚爬到沟楞边，探出脑袋往下一看时，才发现田福高正蹲下抱着个肚子呕吐哩。一队副队长枣子吃得太多，把胃口给撑坏了！
唉，去它的，原来是这样！
金强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气得孙玉亭把他狠狠瞪了一眼，赶忙缩回头返身就走。
田福高发现上面有人窥视他呕吐，勉强挣扎着扭过头，想知道这是哪个缺德货。他看见是金俊文的二儿子金强，就满脸通红地骂道：“我造*的！这有个什么好看的？回去看*撒尿去吧！”
田福高五大三粗，也是个蛮汉，二杆子金强不敢顶嘴，加上他哥金富不在身边，只好悻悻地掉转身走了。孙玉亭这时早已经返回到枣树林里。
全村人一齐上手，赶后半晌就把枣全部打完了。树上再也看不见那红玛瑙一样的枣儿，只剩下一些稀稀落落的黄叶。美丽而丰实的庙坪一下子衰败了下来。直要等到明年端阳节过后，这枣树才会抽出新绿；庙坪也才会开始再一次带给人甜蜜的想望……
现在，在庙坪对面一队的禾场上，已经不是一堆，而是堆起了好几堆枣子；远远看起来，就象几大堆燃旺的红火。于是，人们纷纷转回家去，拿了口袋，又都涌向了禾场。禾场上，田海民把算盘打得劈里啪啦响，嘴里叫着人名字，同时报着斤称数码。几个队干部就忙着过秤。枣堆周围，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
直到掌灯时分，双水村这个非凡的“打枣节”才算结束了……
打完枣，又过了中秋节，孙少安就张罗着和贺秀莲一块去米家镇给她扯结婚衣裳。
这天吃完早饭，少安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带着秀莲起身了。在他们穿过村子的时候，年轻的光棍庄稼人都羡慕地望着他们。对于双水村没媳妇的庄稼人来说，能带着自己的未婚妻到县城或米家镇去扯衣服，这就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们心里盘算：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象这家伙一样，得意地在车子后面带个姑娘呢？
到了米家镇的商店，少安在布柜前对秀莲说：“你看上什么料子，咱就扯什么！”
秀莲说：“先给你扯一身！我家里有时新衣服，给我便宜些扯一身就行了。其实我不需要，但不扯一身怕你家里的老人心里过不去……”她立刻扭过头指着少安对女售货员说：“你看他穿什么颜色合适？要好一点的布料！”
女售货员一看他们的样子就是来给女方扯结婚衣服的——也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对这样的乡下顾客。但女售货贞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倒有些奇怪。一般在这种时刻，对于女方来说，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通常都要突然变卦，逼男方在原来说好的件数和布料上再加一码；不加码就赌气不扯衣服——也就意味着不去领结婚证！常常逼得一些小伙子跑出去满街寻熟人借钱；有的人凑不够钱，甚至急得蹲在门市部的墙角下哭鼻子哩……可这位农村姑娘只要男方给她扯一身，还不要好布料；并且首先要给男方扯好衣服哩。太稀罕了！这大概只有戏里面才有这样的“先进”人物吧？但售货员还是因此而感动地对贺秀莲说：“这是新到的绦纶料子，质量很好，他穿正合适。你要是给自己扯一身，”她手指着另一种布料，“那么这种正时新，价钱也便宜……”没等少安说什么，秀莲就对热心的女售货员说：“那就按你说的给我们扯吧！”
售货员给他们扯好布料后，少安非要给秀莲再扯两身不行，但秀莲死活不让。两个人为此争执不下，甚至都拉扯开了。柜台上的售货员们和一些顾客都稀罕地看他们从未见过的这种事情。
少安发现众人观看他和秀莲拉扯，而秀莲又坚决不让再给她扯衣服，只好红着脸和她出了商店。
在米家镇的青石板街上，秀莲深情地对他说：“两个人只要合心，又不在几件衣服上！我知道你们家光景不好，这钱肯定是你借人家的。何必这样呢？借下钱，咱们结婚后还要给人家还……”
少安被秀莲的话说得眼圈都发热了。如果这是个没人的地方，他真想把她抱住亲一下！
在米家镇扯了衣服后，秀莲还是迟迟不动身回山西老家。
少安也有点舍不得她离开了，也就没有再催促她起身。
直到寒露过了十来天，贺耀宗从山西心焦地写信问秀莲怎还不回来？是不是病了？秀莲这才决定动身回家去。
少安于是就又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把秀莲带到石圪节公社。他去找他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让他帮助挡一辆去山西的顺车。刘根民又找来街上食堂里的胖炉头，把秀莲送上了汽车……
送走秀莲以后，少安一个人捉着自行车把，有点惆怅地站在石圪节的公路上。他看见一行大雁正嗷嗷叫着从对面的土山上空向南飞去。冬天快要来临了。他心里猛然记起：春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润叶给他的纸条，也正是站在这地方，望着大雁从南方飞来——现在大雁又向南方飞走了。时间啊，这么飞快！可是生活的道路又如此曲折而漫长……
辽阔的黄土高原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了一九七六年。
元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气温通常都在零下二十度左右。据记载，本地区当月最低极端气温可达零下三十一度到零下三十二度。
小寒前后，西伯利亚的寒流就不时涌过内蒙古缓坦的草原和沙漠，向中国的北方漫过来。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已经光秃秃地看不见任何一点绿颜色了。一座座山峁象些赤身裸体的巨人，任凭严厉的风鞭抽打自己黄铜似的躯体。大小河流，顿失滔滔，全部被坚冰封盖。河两岸的悬崖上，垂挂着巨大的冰帘；曾经奔涌的飞泉——这大自然诗一般的激情——似乎突然“定格”了，冰体依然还保持着激流腾跃中的姿态。在城市和村落的上空，袅袅地飘荡着黑色的炭烟和白色的柴烟。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路上的行人筒着手，嘴里喷着白雾……可是，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呆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往在这时候正进入高潮。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只要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红旗；只要有红旗的地方，就有劳动的人群，就有吼叫的高音喇叭。虽然寒风扑面，但人们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河滩，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修建“人造小平原”……我们估且不谈论这些行为的实际价值，或者是否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改变中国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仅就这种倒山改河的气势，你也不能不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精神而赞叹。当你看见他们象蚂蚁啃骨头似的，把一座座大山啃掉；或者象做花卷馍一样把梯田从山脚一直盘到山顶的时候；当你看见他们把一道道河流整个地改变方向，如同把一条条巨龙从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亘古未变的老地方牵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怎能不为这千千万万的“愚公”而深受感动呢？而且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壮举啊！他们有时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更不要说肉了；拿着和古代老祖先们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单衣薄裳，靠自己的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就这样，一锨锨一镢镢地倒腾着山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曾经修建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凿通横贯南北的大运河……今天，他们饿着肚子，又气壮地宣称，他们要把“地球戳个大窟窿”……原西县是黄原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比其它县先走一步，农田基建的高潮早在去年十一月份就掀起来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就取得了赫然的成绩。《黄原报》和省报已经采写过几篇大通讯。地区革委会决定，元月下旬要在这个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到时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要来参加哩。
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政工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冯主任眼睛里布满红丝，宽阔的脸盘削瘦下来，平时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这几天也顾不得梳理，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上。县革委会上下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各项工作。
世宽和县革委会的其它*元旦都没有休息，开了整整一天会。最后决定他留在县城筹备地区现场会的召开，其余常委在元月二号就动身到各公社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使得现场会到时能开得有声有色。
田福军和另外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智一块相跟着，去原西县的两个农田基建先进公社柳岔和石圪节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现场会准备重点参观这两个公社。完了以后，他们再顺路到另外几个公社跑几天。
田福军和张有智元月二日动身，坐着吉普车先去了柳岔公社。
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物”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一九七二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为了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求回他家所在地柳岔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大力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给他赠送了一把铁锨和一套《毛选》。县革委会还决定，周文龙同志保持农民身份，但同时担任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周文龙大学毕业当农民立刻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不仅地区和省上的报纸大量宣传他，连《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
在接近吃午饭的时候，田福军和张有智来到周文龙领导的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的大门小，吉普车开不进去，就停在大门外的土场上。
福军和有智走进院子，里面没有什么声响，看见窑洞的门上都吊着锁子。大概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到会战工地上去了。
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公社的先进名不虚传。
田福军和张有智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锁，听见里边有人说话——还好象听见有个妇女的哭啼声。
他俩走到这门口时，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俩看见就是有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哩。
志祥很快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价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叼个旱烟锅子，披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四十来岁的人满脸皱纹，象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田福军问他：“文龙呢？”
刘志祥说：“昨天夜里，羊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早上出去捉人去了……”“民工怎偷跑了？”张有智问。
志祥说：“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所以……”
“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哩？”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
“可不是哩！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有四五十个哩，都是从各村拉来的。”“为什么劳教这些人？”田福军问。
“唉！你两个是上级领导，我也不敢胡说……”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
“不怕！你说！”张有智对刘志祥说。
“你说说情况，志祥！我和有智都了解你。”田福军也亲切地说。
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说“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
“怎个‘劳教’法？”张有智问。
田福军扭过头对有智说：“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
刘志祥说：“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这要重得多！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了，还给上刑法。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罪，就和羊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羊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打了半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脊背黑青得象冻茄子一样……”
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智。张有智气愤地说：“这成了国民党了！”
刘志祥为张有智的这句话惊讶得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竟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象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嘛！”“是的，”田福军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象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刘志祥又补充说：“文龙还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旁，抬起头说：“这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我们再和他上话……有智，你说呢？”
胖胖的张有智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想了一下，说：“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干脆这样！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个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张主任说着，就被他的这些话把自己先逗笑了。
刘志祥也笑了，说：“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
田福军没笑，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智的意见。这时，刘志祥突然叫道：“啊呀，你看我这人！光在这说话，都忘记给你两个安排饭了！叫我赶快到灶房去说一声！”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志祥你不要忙饭！你也不要给我和有智专意安排，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和他谈过以后，我们晚上争取再赶到石圪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回柳岔来……”
张有智问刘志祥：“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哩？”刘志祥说：“这是刘坪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她就又跑来找我。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批准……”
“让她回去！”田福军说。
“那好！让我现在就过去让她走！”刘志祥说着就出去了。
不一会，那个妇女竟然哭得泪水满面跑过来，对田福军和张有智说：“啊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都忘不了你们两个青天大老爷……”
田福军和张有智苦笑着，劝慰这个妇女赶快到医院去看她的病……
那妇女走后，刘志祥就带着他俩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饭。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揭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胖老头，不象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叽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
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
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地大吃二喝！
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地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田福军和张有智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
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两千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十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里。
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时，正是民工们休息的时候，河两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正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阵。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就大声喊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过这边来。
这两个干部先后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
田福军和张有智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
这两个人回答说，本来有五十六个人，但昨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五十四人。
田福军对他们说：“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
张有智立刻又补充说：“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武装专干问：“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
刘志祥瞪了专干一眼，说：“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
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
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这些被劳教的人员刚释放，整个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人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说县上来了两个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
民工们马上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帆布蓬前涌来。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象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印。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踏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智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
刘志祥掏出笔记本，把田主任的指示都详细记下来了……
在返回公社的路上，几个*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地不满意啊——岂止是不满意……
本来，田福军和张有智准备等周文龙回公社来，但这位主任赶晚饭前还不见人影。他们就连晚饭也没吃，坐着吉普车又去了石圪节公社。临去石圪节前，田福军给刘志祥留话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返回到柳岔来；并让他转告周文龙，把捉回来的那两个农民也立刻放掉！
周文龙带着几个扛枪的民兵，高度紧张地在羊湾村和贾家沟跑了一天，还没把两个逃跑的“阶级敌人”捉住。
白天捉不住人，他估计这两个“逃犯”大概藏在周围的山里了，就决定晚上“守株待兔”。
他当即把几个民兵留在羊湾村，让他们中的一个人照看住这家人，以防跑出去通风报信；另外留下的人就埋伏在这家人的院墙外面，等人一回来就马上捆住拉到工地上去。他命令这几个民兵说：“捉住后捆紧些！”
然后他自己带着其它几个民兵在贾家沟用同样的方式等待另一个“敌人”自投罗网。
但他们辛苦地熬了一夜，还是没有把人捉住。
第二天早上，眼里充满红丝的周文龙把这两个大队的负责人叫来，限他们在三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两个“敌人”扭送到公社来。
这两个队的负责人申辩说：谁知道这些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怎么能在三天内把人找见呢？
周文龙气愤地说：“要是三天内找不回来，那你们两个就自动来‘劳教队’顶他们！”
他于是就丧气地带着民兵小分队返回到公社里。
他一回到公社，副主任刘志祥就把县上两位领导来柳岔的前前后后都向他汇报了。
周文龙听后就象头上被人打了一棒，坐在椅子里楞住了。刘志祥补充说：“田主任走时吩咐我，叫你把捉回来的那两个人也放了。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到柳岔公社来。”“人没捉回来，还放什么哩？让那两个坏蛋逃之夭夭不就行了？”周文龙气愤地把脸往旁边一扭。
过了一会，他扭过脸又问：“劳教队一个不剩都放了？”刘志祥说：“都放了。不过，县上领导也没说这些人没问题，叫咱们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
“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
“这又不是我的意见！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你不同意，你找他们谈去！”
刘志祥作为副手，平时不愿意和这位“暴君”顶嘴，但这件事他腰杆子挺硬，因此也敢把脸很难看地给“一把手”拉下来。他说完后，索性叼着个旱烟锅一拧身走了。
周文龙一个人坐在椅子里，两只眼睛长时间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都能听得见自己鬓角血管愤怒的哏哏声。
他确定无疑地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原西县的严重反映！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智一唱一和，与坚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冯主任对抗。他在上大学之前就知道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现在看来这斗争更加尖锐了！
周文龙明显地感到，自从*在中央恢复工作以来，许多文化革命中被批斗过的“走资派”欢欣鼓舞，大搞右倾翻案活动。尤其是他们县的田福军，到处散布奇谈怪论，打击执行*革命路线的同志。而对一些思想右倾的人，他又好得象伙穿一条裤子！比如他的同班同学白明川，从文化革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个“保皇派”，田福军却象宝贝一样器重他……
周文龙脑子里乱哄哄地思考着，鼻子嘴里喷着热气。由于气愤，他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咯巴巴价响。他想，他应该马上给冯主任报告田福军和张有智在柳岔的所作所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
他想写一封信给冯世宽，但又感到信太慢了。
干脆！直接给冯主任挂电话！
他旋即出了自己的窑洞，来到隔壁电话室。
他让女话务员接通冯主任后，就让她离开话务室——说这个电话话务员不能听。
他在电话上向冯主任详细汇报了田、张二人在柳岔公社的活动……
冯世宽在电话上听了周文龙的汇报，心中顿时象塞了一把火！
他没想到，田福军和张有智两个人处心积虑和他作对。
不！这不仅是对他冯世宽个人，而是向*的革命路线进攻！
本来，世宽的情绪眼下正在高涨之时——他的工作成绩已引起地区和省上领导的重视，马上就要在原西县召开现场会了。他希望这个现场会开得轰轰烈烈，让地区和省上的领导亲眼看看他冯世宽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对现场会的两个主要参观点非常重视，才把田福军和张有智派下去检查督促工作——没想到他们下去却拆他的台！
说心里话，文龙是冯世宽最看重的公社*。小伙子路线觉悟高，敢于抓阶级斗争；而且革命干劲又大，上任不久，就把柳岔公社搞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公社。田福军他们打击周文龙，就等于打击他冯世宽！
决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否则，这个举足轻重的现场会很可能让田福军和张有智弄塌火。他现在很后悔没坚持让李登云同志去柳岔和石圪节——登云说他牙疼，要在县医院让老中医顾先生扎针，只好把他留在了城关社……
冯世宽在盛怒之下，决定立即把刚打发出去的县常委们再调回来，开个紧急常委会，解决县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和“软、懒、散”问题。
但他又冷静了一下，考虑到现场会的筹备工作还没做完，他要集中时间和政工组一起修改典型材料，只好推后几天再说。不过他想，一定要尽快解决这问题！必须赶在地区现场会召开之前把县革委会一班人的思想统一起来。
冯世宽给县革委会办事组指示，让外出的常委们元月七日必须赶回来，八号要开紧急常委会……田福军和张有智离开柳岔公社后，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圪节。
因为柳岔的刘志祥已给石圪节挂了电话，白明川下午就从牛家沟的公社会战工地上赶回来，等待县上的两位领导。今年农田基建规模大，明川亲自去会战工地领导。他回公社机关的时候，委托徐治功全面负责工地上的事。
田福军和张有智听了白明川的汇报后，对这里的工作比较满意。柳岔公社所有过火的做法，今年石圪节公社都没有。
福军和有智都比较喜欢白明川。这小伙子虽然年轻，但很有头脑。他到县上来开会，常能提出一些很不一般的见解，而且也敢当面对冯世宽和县上的一些政策提不同意见，常常充当各公社主任的“代言人”。
晚上，因为公社也没什么人，白明川就叫灶房里简单炒了几个菜，拿出自己的一瓶“西风”酒，三个人就在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慢慢抿酒，一边随便拉起了话。
喝了几杯酒以后，白明川并没有兴奋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地对两位县上的领导说：“你们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我了解你们，你们也了解我。再说，酒场上的话，柴草不挂……”“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哩？你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脸已经有点发红的张有智对白明川说。
白明川把筷子放到桌上，说：“我不是说我们公社。我是说咱们国家……国家再这样下去，可就不得了！本来，邓副主席恢复工作以来，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你们也能感觉来，最近有些人已对他的做法开始旁敲侧击地发起了进攻……”
“周文龙就已经散布说邓副主席还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张有智也把筷子搁在了桌子上。
白明川笑了笑：“我那同学他是个小人物，光他这种人物济不上事！”他收敛了笑容，“那些大人物才可怕呢！我指的是中央的一些人，他们都在*身边……”
田福军两条胳膊搁在桌子上，专心地听明川说话。他喜欢地看着这个黑胡麻楂的青年人，说：“明川，你能考虑这么重大的问题，很不简单。好！尽管我们都是些普通人，无法改变我们国家的局面，但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辩黑白的眼睛，有一颗能严肃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忧虑……”
张有智在田福军说话的时候，连喝了几大杯酒，已经有点醉了，趴在桌子上，眼里竟然噙满泪水，说：“我晚上常和老婆说这些事，两个人有时候一晚上都合不住眼……唉，按说咱现在有职有位，有吃有喝，可是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个人满嘴沙糖嚼起来都是苦的！建国二十五年了，群众还吃不饱饭！我看见工地上穿得烂囊囊的农民，心里就感到难受和羞愧！可周文龙这种缺肝少肺的小子，还用法西斯手段对待他们……”
这三个人一直拉到深夜，把一瓶“西凤”酒喝得一滴不剩，才都很气闷地睡了觉。经历过那些年月的正直的人们谁没有过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谈话？这些压抑而忧心的岁月啊……
第二天，当白明川带着田福军和张有智到牛家沟看完工地又返回到公社时，话务员拿来一份电话记录，告诉田主任和张主任，说县革委会办事组电话通知，让他们两个最迟赶七号返回县城，参加紧急会议。
田福军和张有智都猜不来会议内容——按说，应该同时简单地告诉他们开什么会。
他们本来还准备再返到柳岔公社，和周文龙好好谈谈，但这样一来时间显然不够了，因为他们还要到其它几个公社看看。田福军原来还想回双水村一趟，现在看来也不行了。
他两个于是很快从石圪节动身，赶着跑完了其余几个公社，七号下午就准时返回了县城。
田福军回到家的当天晚上，爱云就告诉他，县常委的紧急会议是要收拾他和张有智哩！据说柳岔公社主任在电话上把他们的行为反映了，冯主任非常恼火。爱云说这是李登云的老婆告诉她的——冯世宽告诉了李登云，李登云告诉了老婆刘志英，刘志英又告诉了她……田福军这才明白冯世宽为什么这样匆忙地把所有的常委召回县城。
爱云在被窝里说：“你可当心些。”
田福军“啪”地拉灭电灯，说：“我不怕！”
本来第二天要开会，但省上组织部门来位领导，指名要一把手冯世宽汇报工作。常委们以为会议移到了下一天。可当天吃完晚饭后，大家却被通知到县革委会会议室开会。
因为太突然，有几位常委急忙找不见，几乎到了十点左右，人才全部到齐。
正如料到的那样，冯世宽一开始就指责田福军和张有智，在柳岔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他说这是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县常委会首先要批判这种右倾思想和“软、懒、散”作风，否则，原西县怎么可能保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称号？
田福军平静地说：“世宽，我们不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呀！”
冯世宽把送到唇边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位副主任马国雄立刻附和说：“文龙同志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革命嘛！”
“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打吗？”张有智讥讽地对马国雄说。
马国雄反唇相讥：“打死几个人了？”
胳膊腿打坏就够呛了！还真的要往死打吗？原西县没资格定人死罪！”张有智说。
其它常委们也开始参与争论了，会议室顿时乱哄哄吵成了一片，气氛相当紧张。做记录的秘书没法记录，干脆变成了服务员，跑出跑进为辩论的常委们添茶倒水。
在大家激烈争吵的时候，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同志正用手掌捂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言不发。要是往常，登云虽然言辞不过分激烈，但总要转着弯来表示他对冯主任的支持。但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这场争论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尽管冯世宽一再用眼睛示意他表态，但登云却装得好象没看见或者不明白冯世宽的眼色。
冯主任不知情，登云现在有了难处——他儿子正没命地追求田福军的侄女，现在他不好再和田福军伤和气了！
冯世宽显然对李登云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从常委会发言的情况看来，他现在并不占上风，因此他很需要李登云同志站出来支持他。
冯世宽甚至忍不住开口对角落里的李登云说：“登云，你的看法呢？”
李登云赶忙把另一只手也捂在腮帮子上，还是不说话，只是吱吱唔唔地对冯世宽表示，他今晚牙疼得连一句话也说不成……
这次常委会开创了本县会议史上最不寻常的记录：这一些情绪激动的人，竟然从天黑一直吵到天明！
尽管他们熬了一个通夜辩论原西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且争吵的双方几乎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他们仍然没有睡意，继续在辩论。现在，雄辩的马国雄正在进行他的不知第几轮发言，长篇宏论地指责田福军这几年所犯的“路线错误”。为了有说服力，国雄还在提兜里掏出一摞“学习材料”放在面前，不时地旁证博引。坐在他对面的张有智却用一两句尖刻的反驳话乘机插进他的发言中，逗引得马国雄反而更加说个没完……
正在这时，出去提开水的秘书脸色苍白地走进会议室，对诸位领导说：“快听广播！周总理逝世了！”
会议室猛地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惊得象木雕一般呆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不知谁先哭出了声。紧接着，会议室响起了一片抽泣和呜咽之声……外面的高音喇叭上，中央台的播音员正用哽咽的声音播送着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会议室的人都先后涌出了房子，来到院子的砖墙边上，静静地听着播音员播送讣告。阴沉沉的天空不知什么时间飘降起雪花。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站满了悲痛的人群。田福军和冯世宽无意间站在一起，他们似乎忘记了一整夜的唇枪舌战，两个人此刻都泪流满面。
*，人民的总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颗伟大的心脏猝然间停止了跳动……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
人民悼念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起来。这双重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活在人们心中！
每天转载一点有历史，有内涵，有思想，可以引发共鸣，引发自我沉思的好章节，好书。麻烦看官老爷动动您的小手关注一下，不胜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