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发现：晚清民初“社会”概念研究》 是研究“社会”概念兴起和广泛运用的首部系统专著。作者从词汇史和概念史切入，爬梳了“社会”这一词语由西方引介到中国，并且逐步普及的过程。全书将清末报刊和著作中使用“社会”一词的频次进行量化分析，材料丰富，论证周详，揭示了“社会”逐渐取代“群”“人群”等词的原因。同时，作者并不只聚焦于词语的考证和论述，而是以“社会”一词为切入，再现了严复、梁启超等近代学人对“社会”概念的讨论，呈现晚清民初各种思想和潮流的角力、争持和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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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社会”及其含义
梁对“群”“人群”“社会”的使用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而最终“社会”一词在这种竞争中胜出。但新词“社会”究竟提供了怎样的可能性？也即梁借助“社会”一词表达了什么样的新观念？
从梁的文章来看，“社会”主要有五种含义：
第一是作为伦理上尽义务的对象。如前所述，流亡日本后，“养吾人国家思想”是梁在此一时期所关注的一个持续的主题。但是梁的主题非仅国家思想而已，实际乃是群体思想。在此点上，社会观念与国家观念相辅相成。如在《新史学》中，梁强调以往史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以至“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以此为基础，梁重新定义了“历史”：“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在1900年，梁已讨论到中国人被讥为“一盘散沙”，主要是因为无“合群之德”，而所谓“合群之德”，即指“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在《新民说》之《论公德》中，梁解释“公德”为：“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梁认为“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中国“君臣”一伦不足以尽国家伦理，“朋友”一伦也不足以尽社会伦理。梁并认为：“群之于人也，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蝥贼。”这里已经在树立“群”(社会)与国家相似的正当性了。梁宣称“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此时梁已屡次强调对社会应尽之义务，如对留日学生则曰“被社会之推崇愈高者，则其天职亦愈高”，称自己之言论时则曰“以是为对社会之一责任而已”。
第二是作为个人活动之背景，在此意义上的“社会”又常常是被作为需要战斗、克服的对象来说的。梁自作文章中第一次较多使用“社会”一词是在为其师所作的传记中。他区分人物为应时人物和先时人物，“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在梁看来，“凡真人物者”，“或顺势而为社会导，或逆势而与社会战。不能为社会导者，非人物也；不敢与社会战者，非人物也”。梁评价其师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其实，梁又何尝不以此要求自己？这在其《举国皆我敌》一诗中最为明显：
举国皆我敌兮，吾能勿悲！吾虽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辞。世非混浊兮，不必改革，众安混浊而我独否兮，是我先与众敌。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谓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匪今。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一役战罢复他役，文明无尽兮竞争无时停。百年四面楚歌里，寸心炯炯何所撄。
在梁看来，当日中国之“社会”为一“久经腐败之社会”或“几无一部分而无病态”，原因之一乃“专制政体之陶铸”。梁说：“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澌灭，不复能传其种于来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遗传，盘踞于社会中，而为其公共性。种子相熏，日盛一日，虽有豪杰，几难自拔。”因此梁认为不仅有提倡公德之必要，还应提倡私德，其重点则为“正本”“慎独”“谨小”。
正因为深知成为“人物”之不易，他十分崇拜英雄，并借用卡莱尔(原文作卡黎尔)之言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于人世者也。……征诸古今东西之历史，凡一国家、一时代、一社会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与否为断。”梁甚至认为“非以血洗血，则不能改造社会，而发扬世界之大精神。而欲改造社会，必先自改造我躬始”。梁似乎忘记了他早前讲过“英雄者不祥之物也”。
梁之“新民说”可能也受到此种对“社会”看法之影响，其言曰：“能去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在此种意义上，梁也曾用到对“社会”定性之“社会性质”，不过还不太常用。
第三是用作生活的一个侧面，如区分“政治上”“社会上”，以及区分“社会”和“国家”。梁认为周、秦之间诸子时代的中国思想，在“政治上之思想”“社会上之思想”“艺术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罗万象之观”，较希腊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此意义上，“国家”与“社会”开始有微弱区分。如梁认为当时之国家竞争，“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不过此处之“国家”意为“一姓私产”，“人群”则偏重于国民。
对“政治”与“社会”，“国家”与“社会”所做之区分，使梁注意到“社会”问题，进而萌生改良社会之念。梁认为中国“三千余年，而所谓家族之组织，国家之组织，村落之组织，社会之组织，乃至风俗、礼节、学术、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现象”，“岿然与三千年前无以异”。因此只在政治上努力，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况且“群俗不进，则并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见其能达也”。在梁看来，当日之社会，“其寻常人随波逐流，为腐败之空气所吞灭。若其少年踸踔有气之士，则其举动又往往奔轶于道德之范围外”，这是因为“社会一种秋冬之气，实有以造之。欲为根本的救治，非春夏其社会焉不可”。
梁还从社会组织上觉察到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他在论述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时称“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认为这是周代宗法制犹存。这与严复在《社会通诠》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