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 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00公斤
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从宋代至明代几乎所有的青铜器铭文著录均未涉及书法视野的观照，而青铜器铭文的文献化是宋代以来金石学的主要目标。另外，“钟鼎文”之字典亦未真正形成，所以尽管有大量金石著录中对青铜器铭文的摹录，亦有北宋宫廷仿制商周青铜礼器而对铭文的模仿，甚至有从精英文人如米芾到民间墓志尝试将“钟鼎文”化为日用，然法帖观念的障碍，导致“金文”法帖和字典在清代中期之前一直未形成，也导致“金文”书法无法真正形成。
毛公鼎 拓片
清代书法领域的重要变化是碑学的兴起，其最重要的成果是为了将金石资料纳入书法，开始改变一千年来以名家书法为唯一标准的法帖系统，加入了经过风格分类，但无书写者的书迹，由此大量无法确证书写者的汉碑、魏碑、金文逐渐进入到中国书法法帖系统中，而“金文”书法的诞生即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
清人认为传抄之“古文”字形讹误已甚，与翻刻多次的法帖一样不堪使用。所以青铜器铭文在经学研究中之重要性上升，青铜器的收藏热潮在清代中期再度兴起，由此大批青铜器进入金石学的视野。
散氏盘 盘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径54.6公分，底径41.4公分
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
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金石学的带动下，张廷济（1768—1848）为代表的嘉兴学者群开始尝试金文的书写，与宋代以来的文献摹录方式不同，放大临摹开始应用，并出现了集字成联的书写方式，如嘉兴学者徐同柏（1775—1854）的对联以青铜器铭文为之，有集联之雏形，同时每字注明出土器物之来历。所以此时虽无“金文”书法之名，而实已萌发。其后的西泠八家之一的赵之琛（1781—1852）、何绍基（1799—1873）对钟鼎铭文书法均有深入的实践，或临长篇铭文，或以己意写之。
散氏盘 铭文拓片
与此同时，更大规模的经学整理和青铜器收藏则来自阮元（1764—1849年）的倡导和实践。阮元是清代学术的中坚人物，不仅倡导经学的研究，也带动青铜器的收藏和铭文的考释。同时阮元也是清代碑学的中坚人物，其所著《南北书派论》开清代碑学理论之先河，其青铜器著录《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亦开一时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