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数字令人震惊，但它们仅占战争全部费用的一小部分，而战争在战斗停止后很长一段时间就一直存在。衡量战争的全部“成本”和“收益”的一种方法是估计战后每个地区所观察到的消费流的价值，并将该数字与那里假设的消费流进行比较。调整后，战争的估计费用总计超过100亿美元。将费用分配给每个地区，南部的人均负担为670美元，北部的人均负担为199美元。但实际情况是，北方的消费量到1873年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到本世纪末，南方的消费量仍低于1860。可以说南北战争对于南部经济的破坏力是灾难性的。
战争经济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像内战那样使经济的经济资源紧张。双方政府都被迫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借款以履行战争的财政义务。凭借更加发达的市场和最终可以生产战争所需物品的工业基础，北方联盟显然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另一方面，南方的邦联一直依靠北方或外国资本市场来满足其金融需求，而且它们实际上没有制造场所来生产军事物资，缺乏工业的恶果让南方在战争潜力上远落后于北方。
在1862年和1863年，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金钱不到总支出的15％。随着征收更高的关税，征收消费税和美国历史上第一笔所得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即便如此，税收也只能满足军费的25%。其他的75%怎么办？1862年，国会授权美国财政部发行没有黄金支持的纸币。持续到战争结束，美国财政部总共印制了价值超过2.5亿美元的这些“美元”，连同发行的黄金支持的纸币，印制纸币的收入占到了政府总收入的18％。这仍然留下了巨大的收入缺口，无论是税收还是印钞都无法弥补。
其余收入是通过向公众借钱获得的。在1861年到1865年之间，联邦政府的债务义务从6500万美元增加到27亿美元（包括财政部发行的票据增加）。北方的金融市场因这些需求而紧张，北方人购买了价值近20亿美元的国债，吸收了7亿美元的新货币。因此，北部经济能够为战争筹集资金，而不会大量减少私人消费。虽然当时国债的增加似乎是巨大的，但有许多事件证明，美国经济有能力应对。确实，几位经济史学家声称，内战债务的产生和随后的偿还最终被证明是战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战时金融也促使美国银行系统发生重大变化。1862年，国会终于通过了建立国家银行体系的立法。（要值得注意的是，南方邦联一直反对国家银行的建立，也是这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债券为基础的新美元发行机制，战争的背后也是金融大亨的博弈。）
邦联政府为战争付出的努力远比北方还要困难得多，尽管没有可靠的支出和收入数据，但是在战争过程中，税收仅占所有收入的11％，里士满政府发行货币占收入的比重比北方政府还要高得多。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印刷机，其余的以债券的形式出现，它们在伦敦或阿姆斯特丹出售。到1864年中，支付未偿还政府债券利息的成本已占邦联政府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征税和发行新债券的困难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战争的最后一年，经济上已经崩溃了。
如此大规模的印钞和借贷对邦联的经济稳定性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价格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对这种不稳定和最终崩溃。到1862年初，物价已经翻了一番，到1863年中期，通货膨胀率已经增长了13倍。到目前为止，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府巨额赤字将纸币投放在消费者手中，价格和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同。这代表了经济学家称之为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一个经典案例：太多的钱追逐了很少的商品。
但是，从1863年中期开始，价格的行为不再反映货币供应。此时的价格反映了人们对联邦作为一个可行国家的未来的信心。在1863年末和1864年初，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惨败之后，尽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显着下降，但价格却急剧上涨。1864年夏天，当佐治亚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联合攻势停滞不前时，价格又稳定了几个月，直到1864年9月亚特兰大陷落后才恢复上升。战争结束时，邦联货币的价值到了几乎为零的地步，人们开始进行易货交易或使用联盟美元（如果可以找到）进行交易。邦联货币体系的崩溃反映了经济为维持战争努力而整体崩溃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