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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由来，大致有以下三种渠道：一、“采诗说”，当时周朝的乐官搜集民间或者士大夫创作的诗歌献给君主，如《大雅》、《小雅》中的部分诗篇。二、“献诗说”，诸侯国为表示对周王室的尊崇，将本国的诗歌献给周王朝，《国风》中很多诗是献诗。三、“土著说”，即周朝本国的贵族为了给周王室歌功颂德、祭祀鬼神而作，以《周颂》的部分诗作为代表。
诗经
《诗经》中“风、雅、颂”三者内容各有侧重：“雅”、“颂”记载朝廷宗庙之事，“风”主要由民间采风所得。在经过长时间的编删之后才有了《诗经》的大体面目。这当然会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而“诗教”同时也研究《诗经》的意识形态成分。
“诗教”原先并不受到重视，但在春秋战国礼乐崩坏之后，孔子坚持维护周礼就是希望在动荡的社会变动中能重塑安定和谐的社会，这符合当时大众的基本愿望，在孔子的倡导之下，“诗教”蓬勃发展起来了。
儒家从来都不会把《诗经》当做纯文本来解释，《诗经》承担了太多的历史责任，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也是同样的道理。儒家的“诗教”理论要求诗歌能够肩负起“美刺”的重任，帮助社会移风易俗、巩固统治。孔子还说《诗经》是“思无邪”的，那么，“思无邪”的诗歌怎样肩负精神建设的功能？
因为在“思无邪”的总纲之下，直白严肃的“卫道”之语无法说出口，所以经学家想了一个办法，用隐晦的“赋、比、兴”手法声东击西，以解释《诗经》修饰手法为名，进行自己的思想教化，希望民众读诗之后“如沐春风”。所谓“润物细无声”，百姓能够受到那些经学家的启发自觉地去关注诗歌中政治伦理内容和道德礼仪，以培养自己的性情，消解天性中的椅角，当一个符合封建伦理纲常的顺民。
儒家
这样曲折的阐释非常有趣，既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进退有度、温文尔雅的敦厚之风，又能达到引导民众、讽谏上级的效果。在这种基本的释“经”思路之下，用儒家本身特有的教化思想来阐释《诗经》，《诗经》的原意就会常常遭到曲解。
一方面，儒家学者希望《诗经》能够保持自然原貌，所以他们不把自己想说的话直接说出来，而是从鸟兽虫鱼、花前月下等方面来讽谏君王；另一方面又怕民众的领悟能力过低，担心他们只看到《诗经》的表层意思，受了“淫诗”的蛊惑，所以又要不遗余力地充当传声筒的功能，不惜耗费自己的毕生精力来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努力地把《诗经》润色成为统治者满意、百姓听从的道德书本。
儒家文化
由孔子及其弟子开创的将礼教与“诗学”相结合的传统一直延续千年。战国秦汉儒家就围绕着诗歌的功能、特征、本质、手法及编辑等问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讨论，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性情”、“六诗”、“六义”、“四始”、“美刺”、“正变”等重要的概念。
战国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北方的“诗”学提出以史说“诗”、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而以博竹简的《孔子诗论》为代表的南方“诗”学，高度重视诗歌抒发性情的功能，主张抛弃断章取义而回归“诗三百”的本身。
孔子
到了汉代，尽管有今文的“三家诗”（《鲁诗》、《韩诗》、《齐诗》）和古文的《毛诗》之别，但它们在突出诗歌的教化主题上却是一致的，这也是历代儒家对《诗经》的主流态度。《鲁诗》提出著名的“四始”之说后，启发了《毛诗》以《关雎》篇为始的教化体系的构建。《毛诗》的《关雎序》被后人称为《诗大序》，是儒家诗教化思想的纲领性文件，从此，儒家对诗经的渗透就开始了。
《毛诗》
“诗言志”可说明儒家对《诗经》的态度。“志”到底所指何物，一般儒家的学者们有三种看法：其一是以孔子及其弟子为代表，将“志”理解成“性情”，认为物感心，心定志，志动性，性生情。其二认为“志”指的是志意、志向，即人的志向和奋斗目标。
其三，《毛诗序》干脆各打五十大板，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接着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种看法正是《毛诗》的高明之处，因为诗歌是表达“志意”的工具，而这种志意是不能够直说的，只能委婉地暗示。诗歌毕竟和一般的说理文、议论文不同，它是一种感情的喷发，所以儒家要牢牢地抓住诗的道德教育功能，必须抓住“诗歌是情感”这一特征。
参考资料
《诗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