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端，《诗经》中收录的三百余首诗歌，以地域而言，涵盖了黄河流域和江汉北部一带；以对象而言，反映了先秦各地各阶层的社会风貌；以内容而言，分为《风》《雅》《颂》；以修辞而言，多用赋、比、兴；以语言而言，借四言开中国韵文之先声。凡此种种，使《诗经》深远影响了中国文学发展史。
虽然梁启超确定“《诗经》为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绝不发生真伪问题”，但《诗经》的作者究竟有多少人、究竟是谁，至今不可考。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诗经》的解读展开了争论。《诗经学的现代转型：从1901到1931》正是围绕这场争论，从“破”和“立”两个方面分析《诗经》由经学到文学的转型如何发生、发展，如何经过教育制度变迁、文学学科建立确立出“新典范”。
以《诗经》的开篇诗《关雎》为例。这首流传甚广的诗歌如今在我们的解读中只关乎爱情，然而事实上，关于《关雎》的解读从古至今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文论史上的第一篇诗歌专论《毛诗序》开篇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由此《关雎》的阐释被与“后妃之德”捆绑。唐朝初年孔颖达的释义深化了这一*“《序》以后妃乐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细事耳，而编于《诗》首，用为歌乐，故于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孔颖达提出，《关雎》之所以被释为“后妃之德”，是因为文王的德行教化始于家庭内部，他以自身为表率，从夫妇关系出发整顿全社会的人伦纲常、风化天下万民，夫妇人伦成为父子、君臣关系乃至天下治理的基础，从“夫妇”到“父子”再到“君臣”的《关雎》阐释思路由此清晰起来。至宋代，朱熹以一句“其词虽主于后妃，然其实则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齐之效也”，不仅盖棺定论了《关雎》的主旨是“后妃之德”，而且将其整合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诸多学者纷纷论说《关雎》与“后妃之德”的联系实属牵强。1925年，顾颉刚发表《起兴》一文指出，朱熹对兴诗的判定和说解自相矛盾，他把《关雎》判为“兴”，却释为用雎鸠比喻君子淑女，那么就与“比”相混了。郑振铎质疑：“为什么同样的三首情诗，意思也完全相同的，而其所含的言外之意却相差歧得如此之远？”他进而指明：“古人作诗，词旨俱极明白，决无故为艰深之理。”钱玄同直言：“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出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那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即未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况且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底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胡适认为把《关雎》和“后妃之德”联系起来是荒谬的，因为他完全没有在《关雎》中看到“后妃”的影子。至此，《关雎》的解读从规范教化的“经”变成了谈情说爱的“歌”。
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胡适不同意《关雎》是新婚诗的说法：“好多人说《关雎》是新婚诗，亦不对。《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是描写他的相思苦情；他用了种种勾引女子的手段，友以琴瑟，乐以钟鼓，这完全是初民时代的社会风俗，并没有什么希奇。意大利西班牙有几个地方，至今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取欢于女子。至今中国的苗民还保存这种风俗。”至此，《关雎》作为一首求爱诗的解读方法得以确立，并影响至今。
即使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诸学者的观点有时也针锋相对。如关于《静女》一篇，顾颉刚、郭沫若、张履珍、谢祖琼四人就“俟我于城隅”产生严重分歧：是男追女还是女追男？是双向奔赴还是一厢情愿？
《诗经学的现代转型：从1901到1931》回顾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郑振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如何以“科学方法”作为武器，为《诗经》量身定制了“文学”这件华丽的外衣，从而确立起了《诗经》解读、研究的新范式，进而探讨这个“新典范”的性质、思路、预设、方法、规范和理论框架。以一斑窥全豹。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考察《诗经》解读的流变，有可能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诗经》，也有可能让我们重新出发，继续探寻真正的原义。（柏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