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7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于坚
这是我第一次来金华，但知道金华伟大的火腿，这里用了“伟大”一词。支持这种火腿的是土地，就是出生了艾青和大叶荷的土地。
昨天我去了艾青故居，今天又看到了这里的窑片，这真是一个文化深厚的地方。艾青这样的诗人为什么不出现在别处而出现在金华，绝不是偶然的。
在艾青的家乡，印象最深的是进入村庄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牌坊，这个牌坊上写着“艾青故里”。我当时很震撼，某某故里这样的词一般只会出现在李白故里，杜甫故里，故里是和古体诗歌有关的一个词，但是一个新诗诗人的家乡被称故里，意味深长。
现在褒贬新诗，老在问它有没有生命力，它是活着还是死了。艾青是一个新诗诗人，他的诗被写在了古老乡村的墙壁上，过去这些墙壁牌坊上写的是古体诗，文言文。新诗进入了乡村，被村民所接受。
金华的田野很美，山清水秀，时代的苦难过去了，山水的蕴藉依旧肥厚，我看到在艾青家乡，村民为五月的大地无言地喜悦着，它还会贡献火腿。我看见一片田地前面有一个石刻的碑，刻着艾青的诗:我热爱这土地。
新诗被刻在碑上了。“漠漠水田飞白鹭”，这是一种大地之爱的隐喻式暗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直截了当地说出，直指事物，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言说。汉语的表达方式出现了新的审美空间，并且可以与古老的表达方式并置。
艾青这句诗直接写在土地边上，自有一种杜尚式的效果，新诗是对语言的一种再认识，古典诗歌没有认识到的层面，只有现代这种语言革命才会发生。
古典诗歌的隐晦，有时候会令人忘记了杜甫暗示的“我热爱这土地”，当大地面临危机，诗必须直接说出，这是一种现代性。这是一个新的传统的开始，新诗已经值得被供奉，因为它能够召唤，有点重量了。
诗人艾青。新华社发
艾青是金华地方一个地主家的儿子。艾青他们家，据诗人柯平考证，爷爷那一代开着两个酱园。做酱，也做金华火腿。金华火腿在那时已经远销到欧美。艾青家可以说很富裕。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也包括浙江这一带。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面，这个地方已经被建造成一个日常生活、过日子的天堂。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的腐朽，一方面是火腿的奇香。艾青一生有两次重要的出走与归来。上世纪三十年代，艾青抛弃了金华，这个天堂产生过黄宾虹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个有过许多美事的地方。
为什么艾青要抛弃这个天堂，跑到巴黎去?巴黎是什么，巴黎是当时世界上让人向往的现代都市。那个时候，城市的德行和乡村的德行是不一样的。
城市的德性是血腥冷漠的经济运动，技术决定胜负。如果你不像奥林匹克的选手一样，取得第一，你在那里就要失败。城市的德性只有两个方面，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巴尔扎克写过很多。
艾青家乡的金华地方的德性是什么?中国五千年历史的那种道法自然，热爱大地，我行我素，随遇而安，消极主义，安分守己。它和巴黎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那么，艾青抛弃了故乡的德性，这种道法自然，他要到巴黎去接受另外一种世界观，他是受着20世纪流行的拿来主义的影响，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古老的汉语失去了信心。
这是艾青在家中读报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生活在别处”，兰波吟咏着这一句离开巴黎去了非洲。兰波的意思是巴黎已经不可居了，他要寻找人类的原乡。艾青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别处”相反，他们抛弃了乡村，抛弃了故里。艾青要到彼岸去，到巴黎去，“去终古之所居”(屈原)，屈原是被流放，艾青是自觉。
他要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工业文明创造的新生活。巴黎正是一个法国象征主义兴起的时代。象征这种东西的故乡是中国。在19世纪的法国却是先锋派的时髦，他们厌倦了语言的及物、逻辑化、概念主义、现实主义，他们希望以一种朦胧的、无指的、更肉感的说法超越西方语言的精确冷漠，超越“THE”。象征主义的领袖是波德莱尔，波德莱尔对城市是一种犹疑又肯定的态度，一方面城市给他带了自由。
城市对艾青的诗歌有什么影响，这对理解中国当代诗歌很重要，还没有被深入研究。艾青从巴黎回来，他写了《芦笛》这首诗，这首诗可以看出艾青的拿来主义，艾青拿来的是什么?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都崇拜“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的地方传统。
很多知识分子都跑到西方去，拿来主义在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鲁迅的拿来成就了鲁迅，但是大多数的拿来只是食洋不化，比如上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现代派的那种翻译体。艾青从欧罗巴回来，没有带回雷诺汽车，没有带回咖啡，而是带回一只芦笛，带回一种“乡愁”。
大都市没有芦笛，大都市是个公子哥儿，它听不见芦笛，拿来主义令艾青回到了故乡，重新认识故乡，艾青写出了他最重要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