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个话题并不算新鲜，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论集》序言中早就探讨过，为什么科学和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理性化道路？他用“新教伦理”解释了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晚些时候，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提出了类似问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非常伟大，但中国古代文明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我们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是因为所有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都难以令人满意。在《为什么是欧洲？》一书中，美国学者杰克·戈德斯通处理的仍然是类似的难题，但是他转变了研究的视角，拓展了研究的视域，用“世界史视角”重新考量西方崛起的神话。
某种程度上，韦伯的研究也是一种世界性的视角，但却是一种局部性的世界性。他先是研究了新教中的加尔文教，然后又拓展到了世界性宗教，儒家、道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但是也仅仅从宗教的角度解答了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李约瑟也只是研究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他们两人都没有把所谓的难题放置到一个更为广阔宏大的世界史的研究视域中。戈德斯通的这本论著有个副标题很好的说明了他的问题“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所以这本书传递出了主要信息就是西方的崛起并不是因为欧洲在哪一方面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优越和富裕，在技术上也更为领先，商业上更为优秀。恰恰相反，现如今我们已经获知在十八世纪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欧洲的宗教、技术和贸易会在将来产生与众不同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习惯上称之的英国工业革命引发的欧洲经济的发展并非我们想象中的理所当然和截然分明。从当时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来看，进步并不像达尔文主义者所认为的是一种必然的走势，偶然性和反复性占据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般提及到古代中国，我们习惯性举例四大发明证明中国古代所能达至的高科技水平，但从世界史的视角看，技术的革新在很多国家都曾具备，罗马人发明了混凝土，完善了拱门和水道桥的设计；印度和伊斯兰文明发明了风车、钟表和天文台；更别说希腊的哲学和数学。对每个国度而言，一连串发明往往预示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随后必定被政治性的危机和战争的混乱打断，社会重新陷入停滞和衰落，历史的发展往往以这种循环往复的模式发展，而不是像辩证法所提示的那样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某些科学技术的发明可以短时间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可夸大。从这个意义上，戈德斯通认为，真正改变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是农业、交通运输、制造业、金融、机械加工业、教育和市场营销等各个基础领域中“长期不断扩大而且相互关联的革新”。变革趋势不是从某一个具体的时期开始的，而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当我们说是革新的模式造就了西方的崛起时，我们所说的不是一些离散的发明，而是在很多领域都在发生的一波又一波的联系变化，而它们彼此之间又相互促进，每项变化都在放大着其他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正如经济史学家阿博特·厄什所说的，工业革命的特点就是“连续涌现的新奇事物”。
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一篇文字中提到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他的本意当然是讽刺国人的不思进取，但换个角度看，如果没有四大发明，西方也无法也无法用“拿来主义”的方式使用火药制造子弹，用罗盘航海，用鸦片医病，更不用提以后的航海冒险，贸易侵略和殖民地的掠夺，这些无疑都为后来欧洲的崛起积聚了原始的力量和资源。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是东方的存在造就了西方的崛起，但是西方的崛起一定离不开东方的存在。只有在这个基础性因素之上，我们才能谈论西方崛起的偶然性因素。戈德斯通在书中列举了一些导致欧洲在近代进入全新发展道路的技术性因素，比如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发现促使欧洲人质疑古典思想和宗教文本的权威知识；欧洲人形成了一种把实验研究和数学分析结合起来的方法；培根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法的普及形成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各种先进仪器的发明推动了实验和观测方法的发展；相对宽容和多元性文化的兴起；企业家、科学家与手工艺人之间紧密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换句话说，西方在近代的崛起需要这么多不同的因素组合到一起才能促使一个大的质变，而这么多因素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无法用一种预测规律性的观点进行合理分析和归纳，只有老老实实承认，这是一个难题，而且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我们习惯在研究中用一个终极的原因解释一个难题。这样的想法实践起来很是荒谬，马克斯·韦伯在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就不断提到，虽然他考察了新教的兴起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但是这种考察仅仅只是一个片段的考察，并不代表没有其他的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此之后转入到更为宏大的宗教学研究，从世界性的宗教入手发掘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但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却总误解为韦伯的新教伦理就是产生理性资本主义的唯一原因。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中分析了西方崛起的原因，他最大的贡献不是提出哪些因素，而是提出用一种世界性的视角，互相联系（和连续）的方法研究西方。东方并不像“东方学”中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西方的一个镜像，而是全球化体系中紧密的互为主体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