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是中国近与现代相衔接时期的一位著名学者。大家知道他可能是从一部佳作《人间词话》开始，这是他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全新的眼光对中国文学所作的评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非常受学术界重视。
但可能不知道的是，在他从事文学之前，他对西方哲学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对他后期的学术研究都有很大影响。从《人间词话》中就能看出：《人间词话》中“无我之境”的“无我”，即为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教育学说》一文中讲的“无欲之我”；所谓“理想”与“写实”的提法，也是来源于叔本华使用的概念“理想”和“摹仿自然”。
王国维与同时代大部分学者不同，他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介绍，他不仅对以叔本华、康德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的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且能够运用这些思想来整理、分析中国哲学的问题和概念。这使他在20世纪初的哲学介绍和研究者中显得高人一筹。但是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和思维上的困境使他很快就放弃了哲学。
王国维在体会哲学的纯粹性的同时，也承受着哲学研究所带给他的苦恼，这种苦恼一部分来自于不同哲学观念之间的矛盾，如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矛盾。这对于将哲学视为纯粹的解脱超越之路的王国维而言是十分痛苦的。于是，便有了哲学“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矛盾。
他在《三十自序》中写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虽然有人认为这种矛盾是因为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了解不够所导致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情绪促使他放弃了哲学。与此同时，他是不愿意成为只是简单地传播别人观点的“哲学史”家，但他对于自己能否成为康德、叔本华这样的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则肯定是没有足够的信心。
“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余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这可能也就是他后来从哲学转为文学研究的原因吧。
尽管王国维只在短短的几年内从事哲学研究和翻译，他却能对以叔本华、康德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发展脉络有了更深的理解，并做出自己的评论，而且能够运用以叔本华的观念来整理和分析中国哲学的问题和概念。正是他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梳理中国哲学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使他后来在文学上的研究有了不同于他人的独到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