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健有为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则,是中国人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孔子提出刚健有为的思想。他十分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穀木讷近仁”，刚毅指坚定性。他高度肯定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认为是刚毅的表现,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便是其生动写照。孔子认为,刚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正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孔子弟子曾参提倡知识分子要“弘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吃饭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小心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的失误,这才是好学的君子。儒家经典《中庸》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主张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些,都是刚健自强积极有为思想的表现。
《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而文明,应平天而顺乎人。”“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它把刚健当做一种最重要的品质,同时又要求刚健而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能够坚持原则,以“中正”的态度来立身行事。这就防止了主观盲动等片面性的弊病。从战国到清,经历两千年,《易传》关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为全社会所接受,不仅对于知识分子,而且对于一般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所作为也。”
这段有名的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土自强不息、积极有为思想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等民间俗谚以及中国古代针对青少年教育的“蒙学”类著作,都有大量激励人奋发向上的内容,这些都反映出自强不息精神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普遍意义。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柔静无为之说,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庄子及其后学更提出了“心斋”、“坐忘”等理论,要求忘掉人己、物我等一切区别对待,停止一切身心活动,以达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地。中国传统哲学中有长久的动静之辩。但是,辩论的结果,还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占上风,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导思想,柔静思想不过是作为一种补充。
在先秦,儒家主张刚健有为,墨家“非命尚力”,法家认为当时是“争于气力”之世、主张耕战立国,走富国强兵的道路,都是积极有为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大力倡导“珍生”、“健动”学说。他认为“健”是生命的本性,“动”是生命的机能,“动”还是道德行为的枢纽,因此,君子应“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即以“健动”为人生的最高原则。颜元对“健动”原则也有深刻体会,他说:“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吾尝言:世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太下动则天下强。”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促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
王夫之
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如外族入侵、政权易手之时,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无数志土仁人,为此鞠躬尽瘁,不息奋争。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诸如岳飞、文天祥等,都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要时可以慷慨捐躯舍生取义的楷模。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汪青”,集中体现了人生在世,要为崇高理想竭心尽力奋斗的正义追求,至今仍然是激励人们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培育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日新”“革新”在历史实践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积极促进“顺乎天而应乎人社会变革。《礼记·大学》称赞“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革故鼎新的思想,后来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朝野上下认同的变革观念,成为有道讨伐无道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的改良、革命、维新、变法的活动,都把“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当做变革的理论根据,体现了“日新又日新”的积极进取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刚健自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作为刚健自强思想之重要表现,是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孔子认为,为了实行仁德,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决不苟且偷生。他说:“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身以成仁。”他始终坚持,“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人生准则,决不与黑暗统治同流合污,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成为后世坚持独立人格、保持自尊自重高尚气节的榜样。
孟子明确表示,生存和道义,都是可贵的,但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则舍生而取义”。他认为“大丈夫”应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这种坚持独立人格和气节,不为物质利益或暴力所屈服的顶天立地的精神,成为烛照中华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力量。南北朝时期思想家范缜,坚持真理,不“卖论取官”,便是受传统的独立人格思想熏陶的结果。这种坚持独立人格、注重“大丈夫”气节的思想,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精神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