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数千年专制、皇权的精神遗产的糟粕;更有因道生法而形成的中华文明璀璨精华。
真正的传统文化,真正的经典,是中国古代先圣们“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因道生法的产物,是格物致知的成果,是基于公理的真理,以茂对时是其灵魂。是古今都有用的东西,是能够给学习者带来益处的东西,是不会让你失望的东西。
先圣们格物的方法就是观生命体自性文的化的表现,通过生命体生化的真情,真象,推理生命体的生化是否率性,如何率性。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精神,不科学。科学技术解释不了阴阳五行,解释不了中医,也无法解释中药的四气五味。我对以上的观点持否定态度,法自道出,道法自然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绝不缺乏科学精神。
科学之所以为世人推崇备至,在于其认识问题的正确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它催生了当今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能够取得丰硕的文明成果,而这必然是所有优秀文化与科学的共性。丰硕成果离不滋养、孕育它的土壤,伟大的文明成就都不是偶然的,必与催生它的优秀文化相伴随。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文明,脱去名相的精神实质必定是相同的。所以科学的精神实质,即认识问题的正确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也必然能够成为沟通古今、融合古今的桥梁。
贾湖骨笛,准确的应该叫骨龠,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7800~9000年,是中国最早的进行候气测试的实物见证。
“贾湖骨龠”更大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早在9000年前,我国已经有了非常先进、非常成熟的太阳历法,历法是一切文明的根基,尤其是对我国来讲,中华文明被叫做礼乐文明,而礼乐的基础,就是历法,因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以天道来指导人道。天道,就是天文历法。贾湖骨龠和叉形器,是一整套“日影测量仪”的2个零件,要组合起来一起使用。贾湖人精确测算出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
所以,到了后期,一整套完整的“日影测量仪”包含贾湖骨龠、叉形器、骨炳、垂球、石环五个零件,以及用来绑定骨龠的2个正南正北方位的木桩。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相当精密的科学仪器。是贾湖人最高科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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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人在长期的观测后,发现一年并不是365天,而是大约365.25天。大约每4年会出现一个闰年,导致一年后,节气的具体时间点,会出现大约6个小时的偏差。
所以不同年份里同一个节气,日中时的日影长度会略有偏差。每四年一个周期,第五年和第一年的日影长度一样。而一旦在骨龠上开孔后,位置是无法调整的,所以他们便刻了3条定位线,不同年份,叉形器和骨龠的组合定在不同的位置。
《黄帝内经》、《尧典》等中国古代经典中都有记录说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
准确的测日是为了节气,节气至的早晏,为了以茂对时,刻、时、日是候气的基准,阴阳合历的目的是为了察气,察生物的生长发育状态与节气的对应关系,判断岁气对五类生化的影响结果,利用岁气,培育那些与岁气相宜的农作物、牲畜,“四时不正,正五谷”。“节气”一词,应该来源于贾湖骨龠,骨龠上的开孔将之分成一节一节的,而作为吹管乐器,正是通过对“气”的控制来发出不同的声音。因此,“节气”最早是用来描述“龠”的,而“龠”可通天,与历法有对应的关系,使得“节气”一词最终用来描述历法。
贾湖遗址,一个陶釜上腹部有4个对称分布的短柱状横置器把,在相邻器把之间平均分布着7颗扁乳丁,一周总计有28颗扁乳丁。象征着东南西北4个方位以及28星宿。
既然古代能算阳历(24节气),为什么还使用阴历?古人为什么使用天干地支纪年?因为天干地支纪年可表达岁气。年之所加,五运六气,岁气盛衰之所立。而岁气的盛衰又与生命体的生化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历法是为生产与生活服务的,是与生命体生化状态相关的天文学,其目的是为了生命体能够率性的生化,探索生命体宜生的天文地理环境条件,道法自然,这与西方的天文学单纯以天文气象为研究对象,有本质的区别。
传说早在黄帝时代的伶伦,用十二根竹管,其中最长的九寸,最短的四寸六分,因为九是阳的极数。然后按长短次序将竹管排列好,上面的管口一边齐,下边长短不一,像切大葱一样,留斜茬,然后插到土里面。竹管是空的,里面灌满用苇子膜烧成的灰。这种飞灰最轻,叫暇莩。把这些管埋在灵台,拿布幔子遮蔽起来,外面筑室,绝对吹不到一点风,用它来候地气,因为地下的阴阳二气随时都在变化。
到了冬至的时候,一阳生。阳气一生,第一根九寸长、叫黄钟的管子里面的灰,自己就飞出来了,同时发出一种“嗡”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叫黄钟,这个时辰就是子时,节气就是冬至。用这种声音来定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调;同时可以依据九星连珠,朔月天象确定时间,历元,立端于始,来察对应气候、物候的变化迟早,定岁气的太过或不及,所以叫做“律吕调阳”。
十二根管分成六阴、六阳两组。六根单数的属阳,叫六律;六根偶数的属阴,叫六吕。六律第一个是黄钟,六吕的第一个叫大吕, 所以音乐里有黄钟、大吕之说。
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故取黄钟之律,其长九寸,用为推步之距而已,或云倚数起于黄钟之龠,其法一本于律,至唐一行乃始。物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度量衡”名称源自《尚书·舜典》“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阐明其意,随后历代都沿用这个名称。如果把度量衡这个名词分开,就有度、量、衡三个量。
据史书称,黄帝设立了度、量、衡、里、亩五个量;舜召集四方君长把各部族的年月四季时辰、音律和度量衡协同起来;夏禹治水使用规矩准绳为测量工具,并以自己的身长和体重作为长度和重量的标准。
从5300年前大地湾文化的黄帝开始,就发明了黄钟定黍来确定度量衡的办法。基于黍和黄钟律管飞灰的配合。古代一百粒黍排列起来的长度为一尺,因此一个黍粒的长度为一分。
西汉规定,1200颗黑黍为一盅,正好可以装满内径一寸,长度九寸的黄钟律管。黍子每株大概产200粒。
唐朝典籍《唐六典》中对度量衡制有一段记载:“凡度,以北方秬黍[黑黍]中者,一黍之广(宽度)为分,10分为寸,10寸为尺(约0.248米),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1200黍为龠(12立方厘米),二龠为合(重1两),10合为升,10升为斗,三斗为大斗,10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12铢为盅,1200黍)24铢为两,三两为大两,16两为斤(,30斤为均,4均为石)。
《说苑》十六黍为一菽,六菽为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也就是96粒黍为1株。《淮南子天文训》十二粟[粟]而当一份,十二份而当一铢,也就是144粒黍为1株。又说六十粟为一铢。《说文》“称”这个字下也有类似记载。
根据文献记载,明代的著名的律学家、音乐家,朱载堉,以山西省长治(上党)羊头山附近所产,中等大小的秬黍为样本,成功地还原了累黍法,并通过实物证实了其准确性。在此基础上,他还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此理论被广泛应用包括钢琴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人高超的农业生产技术,纺织技术,陶瓷烧制技术,青铜器制造技术,宫殿、陵墓、水利等建筑工程技术,酿造技术,医疗技术等等不胜枚举,有些器物,如薄如蝉翼轻如烟的素纱单衣,千年不锈锋利如初的青铜剑,造型复杂的曾侯乙尊盘,肉身千年不腐的中药等等,我们现代人,利用现代技术也难以复制出来。说它们不科学,以科学的明义否定它们,如果说它们其中没有科学的精神,没有真理的内涵,是一群迷信的人创造的,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更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判断一个文化是否优秀,应该是看她创造了什么文明成果,而不是其他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