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的仁不是针对小民
仁宗对亲近臣子的偏袒，已经到了无原则的程度，如宰相陈执中，家中的一名13岁婢女被打死，一时众议纷纷。甚至有说法是陈执中自己动手*人，这事开始审判后，陈执中居然扣住证人不让上堂问话。而仁宗下诏书让这案子就此作罢。虽然陈执中后来因为舆论谴责自行辞职，但仁宗的偏袒行为却没有得到谴责。
对无辜被*的13岁婢女来说，仁宗的仁又在哪里？
包拯的忠直背后，是皇帝的昏庸
司马光对仁宗的一个有名的评价是：身虽节俭而好施于人。意思是自己过的俭朴，但对身边的宫人和亲近大臣赏赐很厚。
闻耆旧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宫中俸钱不过月五千。其馀后宫月给大抵仿此……窃闻近日俸给、赐予比于先朝何啻数十倍矣”
但另一方面，宋朝军民却没从仁宗的慷慨中得到什么好处，几十年后宋神宗特意提到仁宗时对宋夏战争中流血功臣的军人赏赐太薄，受重伤也只给2000钱实在太过分了。
“庆历中,西方用兵,刘平、葛怀敏失律,士卒死伤数万,方赠官,超绝推恩,子孙至及二十人者;士卒用命被重伤才得钱二千,何其薄也!”
仁宗时期宋朝的各种问题已经恶化到不能再拖的程度。所以王安石刚上台变法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不变不行了。（当然后来等到触动了自己的利益后又转而反对）
至于宋仁宗的庙号”仁"其实也不是有些人说的那么意义重大，要知道连靖康之变的亡国之君赵佶都得了个“徽宗”的庙号。 而“徽”的解释为：德充美曰徽。
宋仁宗去世后，他的谥号最早是“神文圣武明孝”，第一字“神"的含义是”一民无为。这或许在隐晦的说他”无所作为“。
仁宗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是个好人，耳根软，对身边人宽容。但他也有普通人的弱点，就是缺乏大局观，只要惨事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就不加理睬，所以作为皇帝来说，称不上是明君，最多算是守成之君而已。
但历史的讽刺就在于，等仁宗死后，舆论开始转向了。
到了神宗即位，开始任用王安石，实行熙宁变法。
变法，变的就是仁宗时期的法。但王安石后来的变法举措，无一不侵犯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从欧阳修，到文彦博，司马光，苏轼。。。。无不反对，因为这触犯的是整个阶级的利益。
比如苏轼（后来见识民间疾苦后转向）曾经振振有词对神宗说：”士大夫离开家乡做官，除了做事外，就是为了享乐的，废除了差役法，就没人为我们服务了，当官的都过得那么苦，这不是太平盛世景象。”
由于发现变法会直接侵犯到自己的利益，要对变法攻击，就必须找出一尊大神出来，于是因循守旧的仁宗，就被反变法派抬了出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包拯的忠直背后，其实是仁宗的昏庸
1069年，旧党范纯仁不满宋神宗驱逐反对变法的 台官刘琦，拿宋仁宗来说事，说宋仁宗是个好榜样，有“纳谏“的美德，言下之意要神宗学习。
可如果我们翻出1061年，欧阳修上的折子，就会发现当时仁宗对不合心意的谏臣同样不手软。
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皇佑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贬春州别驾。至和初，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言宰相梁适，并罢职出外。其后赵、范师道言宰相刘沆，并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言富弼，贬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陈旭得罪。
旧党成员张方平更是睁眼说瞎话，为了劝阻神宗不要用兵西夏，说仁宗时期虽然打西夏失败，丧师数万，但海内宴然，民无怨言，因为满天下知道仁宗爱好和平，鬼神也体谅皇帝的不好战之心。
他似乎全然忘记了当年欧阳修是怎样描述被西夏荼毒后的河东，陕西惨状的。“骨肉流离，田园荡尽”。
而等到宋徽宗继位，由于谁都看得出来旧党复古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又转而支持变法，但这时的变法一派，已经沦为了争权夺利的逐臭之夫。于是最终迎来了北宋的末日。
等到南宋时，王安石的官方评价变成了奸党，而站在反面的宋仁宗也因此成了千古明君。所以我们从宋代历史中可以得出结论：
变法从来都是危险的，鲜有成功者。而因循守旧却很难被挑错，什么都不做总是最安全的。
参考资料：
北宋仁宗朝变乱应对研究
北宋元役法与熙丰役法的比较研究
宋代士大夫释义“祖宗家法”的意蕴——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宋仁宗
宋代皇帝及后妃谥号制度研究
_由迎儿案看宋仁宗朝宰相陈执中之废立
熙丰变法与宋仁宗形象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