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蛐蛐在鸣叫
有意思的是，蟋蟀还出现在有些外国文人的作品里。英国作家狄更斯有一篇小说，就叫《炉边蟋蟀》，作品从火炉边一只蟋蟀的浅吟低唱开始，最后以它加入婚礼的联欢收尾。狄更斯曾不无感慨地说道：“蟋蟀是小小的家神——人们受苦，悲愁时它一声不鸣，人们高兴，万事如意时，它又放声歌唱。” 可以看出来，作者已经将这只蟋蟀和人类的美好感情融为一体。
在法国昆虫学家、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一书里，蟋蟀得到了全方位的观察和细致描写，从它的叫声到卓越的洞穴建造才能，从它艰难的繁殖到发声的器官和方法，都写得准确、生动，富有感情，有人文的倾吐，也有科学的探究。和中国文人笔下的悲鸣不同，在法布尔看来，那些小小的蟋蟀有着唱不完的快乐：
“四月的月底，蟋蟀开始唱歌，最初是一种生疏而又羞涩的独唱，不久，就合成在一起，形成美妙的奏乐，每块泥土都夸赞它，非常善于演奏动听的音乐。在春天的歌唱者行列中，我乐意将它置于魁首。在我们荒废了的土地上，百里香和欧薄荷繁盛的开花时节，百灵鸟如火箭般飞起来，打开喉咙纵情歌咏，将优美的歌声，从天空散布到地上。而呆在下面的蟋蟀，它们也禁不住吸引，放声高歌一曲，以求与相知者相应和。”
无独有偶，小小蟋蟀的动听鸣叫，与应时而歌，打动了天下的人心，赢得了中外作家的共同青睐。
（下图为两只蛐蛐在打架）
蟋蟀为国人所喜欢，除了鸣叫外，再一个原因就是它善于作战。斗蟋蟀的传统由来已久，大约肇始于唐代，先是从皇宫，然后蔓延到民间，从此以后，历朝历代，人们莫不热衷于此。可能是那时娱乐项目少，中国人又善于发现新玩儿法的乐趣。西班牙人斗牛，我们就斗鸡，斗羊，后来又瞄上这草叶间腾挪出色的勇士，开始斗蟋蟀。除了观赏动物荷尔蒙引起的攻击景观外，将对竞争的斗志、技巧与毅力的观察与向往，寄托于眼前这小小的昆虫，也未可知。
对于蟋蟀的战斗风格和精神品质，古人早有定论。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曾经十分精辟地总结道：蟋蟀虽小，却有五大美德。一、鸣不失时，信也；二、遇敌必斗，勇也；三、伤重不降，忠也；四、败则不鸣，知耻也；五、寒则归宇，识时务也。
中国的斗蟋文化悠远深厚，作为一门行当也成熟较早。历史上有好几个皇帝都沉溺于此，耽误了国家大事。而南宋有名的奸相贾似道更颇擅长此道，还专门写出一本《促织经》，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到了明代，作家袁宏道也在万历年间写下《促织志》。两本书都十分详尽地介绍了有关蟋蟀的方方面面。
武林大赛中各路高手云集，能否晋级、折桂取决于选出的武士是否武艺超群。斗蟋也一样，蟋蟀个头和能耐的重要性首当其冲，产地也就变得愈发重要。全国各处、南北两地很多地方盛产蟋蟀，其中尤以鲁虫为佳，有众多品种出笼。在山东境内，宁阳的蟋蟀本已声名在外，宁津则更胜一筹。曾有南方虫友制作过一副蟋蟀扑克牌，其中宁阳的蟋蟀是小王，而大王是宁津的。（下图为两只蛐蛐不分胜负）
中国的蟋蟀素来有南北之分，一般来讲，南方的个头大，爆发力强，北方的更能斗，耐力隽永，而宁津的蟋蟀却兼而有之。这里产的蟋蟀品种众多，紫麻头、青长衣、白牙门、青单叉、黄翅尖、一蹭赢等一应俱全。从个体来看，宁津蟋蟀头圆、线清、牙粗、项阔、体实、腿健、鸣宏，且斗志昂扬，咬法全面，骁勇善战，在国内外各种斗蟋大赛中，多次夺冠称雄。
宁津成为蟋蟀宝地，大概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这里地处黄河故道，地理位置、气候、气温条件与降雨适度，土壤与植被营养丰富，再就是得益于这方土地上种蟋蟀籽粒的遗传。这里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人类在居住，先民叫作有鬲氏，夏朝时这一带还存在过鬲国，历史上有“上古鬲（宁津）蟋鸣九州”的说法，可见那时候这里就已经盛产蟋蟀了。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宁津蟋蟀的名声日益远播，每年进入7月份，来自全国各地的蟋蟀爱好者便陆陆续续来到这里，通过各种途径选购蟋蟀，有的干脆直接和当地人一起下田野去寻觅、捕捉。这种情景尤以8月中下旬为盛，人最多时，小小的宁津县城里，光外来者能达到10万人之众。每到彼时，宁津城里所有的宾馆都人满为患，大街上随处可见蟋蟀和斗蟋用具的交易。到了晚上，很多出产蟋蟀的田野里都聚满了人，他们或带着头顶灯，或打着手电筒，聚集，分散，或弓腰探寻，或低蹲翻找，或相互呼应，或催促问答，人头攒动，灯光晃眼，其情其景，不亚于过年，真可谓一派人间奇观。有人不无夸张地说：那段时间里，在宁津走夜路，不但不害怕，连灯都用不着！
蟋蟀是上苍给这块土地特殊的赐予，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欢乐与财富。据说，有经验的人，一个夏天捉到的蟋蟀差不多能卖到五六万块钱。即便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彻底的蟋蟀小白，只要多少能吃点儿苦，不怕蚊虫叮咬，至少也能挣到一两万。
（装蛐蛐的罐儿也很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