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我专程来到宁津采风,得以直面感受久闻的宁津蟋蟀文化。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三天,但在这里的所见所闻,真真切切开阔了我的视野,改变了我的常识,颠覆了我的观念,震动了我的思绪。
宁津县蟋蟀文博馆建于2010年,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命名为世界上最大的蟋蟀主题展示馆,也被成为“中华蟋蟀文化第一馆”。逡巡其内,图文依次在面前展开,仿佛徜徉于悠久的蟋蟀历史文化长廊。
忽然,几个装着蟋蟀标本的小盒子引起我的注意,仔细看去,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说明牌子,上面赫然写着:
陶然五虎将,此五虫为背景芍药居队赢得2010年北京陶然杯蟋蟀大赛立下汗马功劳。自9月26日到11月31日共斗了10场团体赛,全部参展,全部获胜,可谓劳苦功高。
原来,那几只战功累累的蟋蟀寿终正寝之后,虫主人专门准备了上好的“棺木”,将之安葬,以作长久纪念。
蟋蟀又叫百日虫,意思就是它的寿命只有三个多月,最长的也活不过半年。据随行朋友讲,蟋蟀临近衰老时,和人一样,先是食量下降,继而走路蹒跚,渐渐变得老态龙钟。蟋蟀知道大限不远,常常会自己把长须咬断,安静地等待死亡缓缓降临。
人工饲养虽然可以改变蟋蟀生存的月份,但却改变不了它寿命的长度。和田间的野生蟋蟀相比,人工干预过成长的蟋蟀被称作“白虫”。在玩儿蟋蟀的人看来,白虫的斗性不如野虫。一是血统不正宗,属于“反季节蟋蟀”,再就是经由人工喂养和野生的相比,斗起来也不公平。况且,出于利益的考虑,现在有的白虫,很可能被喂了激素或其他饲料。实际上,我国人工喂养蟋蟀,从唐代就已经开始。只不过,越是到现代,有些功利性就变得更直接更赤裸裸罢了。
宁津人小李是一位热情的青年人,也是一个行家里手,玩儿蟋蟀已有20多年。除了捉蟋蟀、养蟋蟀、卖蟋蟀外,他还经营斗蟋蟀的各种工具,每年的收入达二三十万元之多。
他的虫房设在县城一个偏僻的小区,两室一厅的房间里,大大小小几十个塑料箱子,养了大概近千只蟋蟀,有的已经成虫,有的还在蜕皮。蟋蟀属于不完全变态昆虫,从出生到成虫要蜕皮六次,一次需要三四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从身上蜕掉的皮,蟋蟀会自己把它吃掉。
真正走近蟋蟀,才渐渐知道,这种小小的昆虫不光是寿命短,生长过程也历经蜕变的艰难,长大成为猛士,昂扬走上擂台,可一旦在斗蟋中失败,命运会很不济。一般来讲,斗败的蟋蟀体力与意志都大不如前,食量也会下降,主人也再不会用它,其生存的意义荡然消失殆尽,有的干脆将之弃于野外,任其自生自灭。看来,昆虫界和人类世界差不多,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规则也绝对风行。
说心里话,和斗蟋相比,我更喜欢听闻蟋蟀在夏夜里发出的悦耳鸣叫。同样,和蟋蟀这个温文尔雅的名字相比,每每想起小时候在灶台上看到的场情景,我觉得叫它蛐蛐儿显然更亲切一些。
临离开宁津时,我和小李相约,到了八月,我一定会再来,和他一起到田野里去,在草丛中与土块间切实感受一下寻找蛐蛐儿的辛苦与乐趣。或者,带一个马扎或小板凳,独自坐在田野一隅,静听四处不停响起的蛐蛐儿声。也许,一闭上眼,就能回到多年前的老家院子。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蛐蛐儿的叫声里,有着无尽的乡愁。
在宁津,说到蛐蛐儿的起源,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认同这样一种传奇的说法。北宋末年,被金兵俘获的徽钦二帝离京北上,路过宁津时,乌云滚滚,狂风大作,继而雷电交加,一辆随行的车子咣当倾覆,里面的名贵蛐蛐一下子跑了出来,转眼散进宁津阴郁的田野。现在想想,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徽钦二帝一定是故意翻车,将蛐蛐儿留在故土,以留存他们的怀乡之情。
1980年代,中国诗坛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佳话。台湾诗人余光中写下一首诗,叫《蟋蟀吟》,写他在台湾听到一只蟋蟀鸣叫于耳边,恍惚间怀疑它是从童年的家乡“逃逸”过来的。四川诗人流沙河很快就写了一首长诗《就是那一只蟋蟀》,作为应答。一时间,这后一首诗广为流传,其影响远远超过余先生的原作: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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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
伤兵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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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
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
处处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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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成水
是露珠
燃成光
是莹火
变成鸟
是鹧鸪
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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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春天,这位以《乡愁》一诗广为人知的“乡愁”诗人,度过他89年的漫漫人生,撒手仙逝。但他身后留下的乡愁,却还在那个岛屿上久久弥漫着,徘徊着,氤氲着,浓郁着——
那一只从祖国大陆跳过去的蟋蟀,还在那里蛰伏,繁衍,鸣叫,呼唤着谁早日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