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作于宪宗元和元年（806）的策林和一些讽谕诗中。
以利治国 白居易肯定人是好利的，在他以前已有多人指出人是好利的，包括董仲舒在内。但董仲舒主张用教化来作为限制人民求利活动的堤防，白居易则相反，认为只有实行对人民有利的政策，才能治理好国家。例如对于人民的“舍本业，趋末作（游堕）”现象，白居易认为这是由于“游堕者逸而利，农桑者劳而伤”，人们要“去无利而就有利”而造成的。因此，国家应该实行有利于农业而不利于游堕的政策，促使游堕者回心归农，并使农民更尽力于农业生产。他还提出“圣人”好利、好富的观点，而且强调利就“在于利万人”，富就“在于富天下”（《策林·不夺人利》）。
调节商品流通 白居易主张让士、农、工、商四民都能得利，采取的办法则是由国家调节商品流通。他除了主张实行平籴政策调节粮价外，还吸收了《管子·轻重》的个别论点，设想了一个调节商品流通的原则。他以“谷帛”代表农产品，“器用”代表手工业品，“财物”代表商人手中的商品，指出这三者的调节要由国君利用手中的“钱刀”（货币）来进行。他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民）之利咸遂”（《策林·平百货之价》）。
土地问题 白居易很重视人力和土地的结合，而把井田制看作是最理想的结合方式。他认为井田制的废除导致了土地兼并，“至使贫苦者无容足立锥之居，富强者专笼山络野之利”（《策林·议井田阡陌》）。但他又觉得井田制难以恢复，主张只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实行。
崇俭 白居易特别强调封建帝王要节俭，指出单是国君本身的奢侈，还不至于忧人伤物；可是“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而且“上行则下效”，国君的奢侈会造成社会上的奢侈风气，为害严重。因此他提出：“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策林·人之困穷，由君之奢侈》），要求最高统治者在节俭方面作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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