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罗琳将“儿童”的概念从成人的对照位上完全解脱出来，让勇敢、善良、正义等美好的品质归位于人性，而儿童作为人类最纯净的童年时代的形态，在罗琳笔下成为理想人性的表达载体。
正是这种超脱了“儿童世界”的观念，令《哈利·波特》比之同类型作品，顺利传达出关于人类历史、神话原型、文化溯源、社会思考等更为深度的内涵，可供人们进行跨民族、跨时代的多元解读，具备了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就影响力和产业潜力而言，“哈利·波特”IP产业化的成果取得了何其巨大的成果，全球的哈迷有目共睹。
《哈利·波特》小说原作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立体的人物奠定了系列电影的成功，而电影为《哈利·波特》带来并巩固了不输原作的粉丝群体。
在书和电影的双线推动下，“哈利·波特”IP全面开花，大到如环球影城一样的主题乐园，小到文衣物、家居、文具、配饰等日常用品，《哈利·波特》足够详尽的世界观和哈迷们的狂热意愿支撑起了这种现象级的符号消费。
同时，作品自身的容量包容了庞大的“哈利·波特”亚文化，建构起跨地域的巨型同好社群，哈迷们享受《哈利·波特》带来的魔法世界和美妙的故事、人物，并以他们的热情输出对作品的二次创作，而同人圈的反哺又令原作产生了更大范围的曝光度和吸引力。
在中国，本土化的创意写作学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研究者和实践者们尚处于积累期，在已有的成型理论框架之下，无论是符合学科期望的创意型人才，还是具有自觉性创意写作意识的优秀文学作品，都还有不少空白等待填补。
然而，创意写作者的成长和创造性作品的成功都需要时间和受众来印证，无法一蹴而就。
在旺盛的学科需求之下，已经过一定时间和受众检验的、并具备鲜明创意特质的文学作品，是宝贵的财富。
罗琳和她的《哈利·波特》自然而然会进入人们的视野。
罗琳是一位既有先天的创意天赋，又有后天深厚功底的综合性创意人才；《哈利·波特》作为一部经典的创意文本，其呈现出来的新奇性、主体性、创造性、有用性四方面，巧妙而完整地贴合了创意本位文学批评视野的期待。
这些对创意写作学的研究建设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
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启示自200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哈利·波特》引进中国以来，这股早已在英语国家势头大热的异国魔法之风便迅速吹遍了中国儿童文坛，成为一部引发多方思考的启示录。
在IP创意产业如日中天的今日，放眼当代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哈利·波特》愈发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思索的命题：《哈利·波特》为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哪些深远影响？倘若《哈利·波特》是本土幻想儿文创作的教科书，“师傅领进门”后，仍需面对哪些不足和进步的空间，交出更具有民族特色的答卷？
《哈利·波特》影响中国儿童文学观念与创作
《哈利·波特》现象让国内儿童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们开启了持续性的观察、思考和创作尝试。
其中最为深远、也是根本上的影响，发生在儿童文学观念方面：《哈利·波特》的引入促进了儿童幻想文学类型意识的建立。
从近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呈现出特异的历史走向，即先有西方儿童文学的编译，再有本土的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其中幻想类作品占据半壁江山。
由于我国古代儿童文学极其贫瘠，五四时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几乎成为当时唯一有效且快捷的，能够填补儿童精神文化需求的手段，包括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苏联童话等；第二波译介浪潮发生在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一千零一夜》《鹅妈妈的故事》《绿野仙踪》《夏洛的网》《柳林风声》《洋葱头历险记》《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格列佛游记》《爱丽丝漫游仙境》《小王子》等经典幻想作品涌入国内。
本土原创方面，二十世纪有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孙幼军的“小布头”“怪老头”系列，郑渊洁的“皮皮鲁”系列，陈丹燕的《我的妈妈是精灵》等；1996年，彭懿的《疯狂绿刺猬》被视为我国第一部自觉创作的儿童幻想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