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子夜》《春蚕》等。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1981年3月27日，他离开了人世。今天是他去世39周年，我们刊登一篇先生谈论《子夜》的文章节选，作为纪念。百年前的许多细节，今天仍能使我们动容。
一九三○年秋，我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作，医生嘱我少用眼多休息。闲来无事，我就常到卢表叔公馆去，跟一些同乡故旧晤谈。他们是卢公馆的常客，他们中有开工厂的，有银行家，有公务员，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中投机的。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也看得更清楚了。那时，正是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津浦线上大战，而世界经济危机又波及到上海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翻开报纸，满版是经济不振、市场萧条、工厂*、工人罢工的消息。我又时常从朋友那里得知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正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尤其彭德怀部红军的攻占长沙，极大的振奋了人心。这些消息虽只片段，但使我鼓舞。当时我就有积累这些材料，加以消化，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
一九三○年夏秋间进行得很热闹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于确定我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也颇有关系。当时的论战者提出了三种论点：一、中国社会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推翻代表帝国产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领导这一革命的是无产阶级。这是革命派的观点。二、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这是托派的观点。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国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一九三○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它们软弱而且动摇。当时，它们的出路只有两条：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或者与封建势力妥协。
作者: 茅盾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2-1
我最初设想，这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将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的提纲。
第一部叫《棉纱》。在此部中拟写：一、趁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一时无暇东顾的机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抬头的希望；轻工业的棉纱纺织工业一时有发展之前景。二、但在初期资本主义的轻工业勃兴之同时，农村的*以加速度进行；受地方军阀压迫、剥削及洋货的掠夺之农民，早已不能生活，本国生产的纱、布，价钱比洋货高，农民没有能力购买。于是，三、中国轻工业的嫩芽旋踵即受日本纱之竞争而濒于*。日本的纺织工业也是趁欧战的机会而得大盈利的，此时以雄厚的资本来和中国纺织工业竞争。此一部分主要写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工人两次罢工都被资本家以分化、欺骗的手段所破坏，最后一次比前两次更猛烈的罢工，则被资本家雇用流氓来破坏了。此一部分还有侧面描写：一、工人生产之剩余价值本来不少，但暴发户的厂主全家挥金如土，使厂主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而引起罢工。二、第一次罢工时，别的几家中国厂因为希望少一竞争者，便由他们的走狗煽动此厂工人罢工。但在第二次罢工时，煽动者们又联合著不许此厂的厂主允许工人的要求。此厂主乃想到不如将厂卖给日本人，尚不失为富家翁。那时我定了研究计划：一、纱厂内部组织及工作情形；二、日本纱厂竞争时代之中国纱厂情形；三、日本纱厂竞争的方法。与此同时，我还读了周培兰的《中国纺织业及其出品》（商务印书馆出版）。我还打算写这个厂主的个性是：最初雄心勃勃，他说欧战后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达，也是先搞轻工业，印度的独立运动是以这些民族资产阶级为背景的。但在他成为暴发户后，就骄奢淫逸，顿时换了一个人。当厂中第二次罢工后，他向外国银行借款，其弟阻之，他则说：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什么祖宗遗产呢？数千年来所积累的剩余劳动现存的形态是堤防、运河、万里长城，以及无数祠堂、庙宇。我们太疲乏了，不能与外国人比，只好投降。
都市的第二部分是《证券》。这部分表现的要点如下：一、官僚、地主、失败后的工业家，都将他们积累的资本来开银行，办交易所，造成了金融资本的堡垒（财阀），这便是中国转向资本主义第二七的现象。二、这些财阀的主要事业便是和政府勾结，垫款，承销公债，自己发财。三、他们用各种方法吸收了小资产阶级的储蓄，又向外国银行借款来做政府的垫款，所以他们一方面是代外国人扩张经济势力，而又一方面是维持了地方军阀及卖国政府。四、剩余资本不做生产事业而以金融资本的形式来营利，表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堕落。
这一部分的男主角来自三个方面：一、乡间的高利贷者，交易所投机成功而致富的，这两种人的致富都是牺牲了家乡一些人而得的。二、旧官僚出品剥削来的民脂民膏而在交易所中活跃的。三、《棉纱》中的厂主兄弟二人。这三项人合资开一银行。
故事梗概如下：银行开幕之日，有两个被银行*之一（放高利贷致富而开交易所的）所愚弄（买交易所的股票）而尽失所有的甲太太及丙先生，听说害他们的仇人开银行了，特来算帐。但是找不到仇人，反被银行中人做好做歹劝走了。银行*之一的纱厂主的老弟现在是总司库，他见甲太太的女儿甲小姐很美，便起了坏心。他说，银行愿意收甲小姐为职员，算是补偿她母女从前所受的损失。此后，这位总司库屡次诱惑甲小姐，但总不成功。因为甲小姐的未婚夫丁先生在美国学电机工程，不久即将回国。在一次宴会中，总司库灌醉了甲小姐从而得遂所欲。事后，甲小姐与总司库大闹，总司库谓愿娶她为起，甲小姐不许。总司库于是说，当作没有这回事，且谓此事只有我知你知，决无第三人知道。甲小姐转思闹开了，自己也不光彩，姑且允忍。不久，她的未婚夫丁先生回国了，却与总司库认了中学时代的同学。丁先生便和甲小姐商量结婚的事。甲小姐没有勇平坦白告诉丁先生，只好结婚。丁先生一心想开工厂，招股到处碰壁，不得已同总司库商量，向银行借款。总司库不允，反劝丁先生把变卖家产得的现款存入银行。丁先生自然不肯。后来因见工厂开不成，又听总司库的花言巧语将钱买了美国某项股票。然而纽约的股票暴落风潮使他*。从此，这一对夫妇都成了失心狂。
作者: 茅盾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8年11月
页数: 312
都市的第三部分《标金》。表现的要点如下：一、金融资本家只做了军阀的帐房不能调节中国的工业。二、正当国际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以外人附庸的形式而存在，是没有第二条路的。三、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尚虚言骗人，自称为中国资产阶级。
故事的结构：一、银价低落的结果，造成了中国金融资本的得利及工商业之*。二、完全是买办阶级化身的中国金融资本家，比工商业者更堕落。三、专持加紧剥削工人，中国的工业家也难以自存。
这部分的内容梗概如下：古先生在三十年前得了半肢疯，卧居一楼，与世隔绝，日惟诵《太上感应篇》。古先生的长子在上海开办火柴厂，女及幼子侍父家居。民国十八年，因土匪连次洗劫附近各镇，长子乃租小火轮一条迎古先生到上海。古先生在汽车中外望，看见汽车、电车、冲霄大楼迎面而来，近代都市的紧张混乱，以及新式时装少妇袒臂露腿，凡此一切皆使古先生怔忡、晕眩，他展开手中所抱之《太上感应篇》，欲诵阅以宁定心神，然而不能。长子见状，乃以本日报纸授之。古先生看报，不料正有黄慧如案的新闻，他看了后气厥，遂晕倒于车中，从此不能再醒。火柴厂老板有个表兄，就是前二部分中纱厂主的老弟，现为某银行的副经理兼作投机生意，他劝火柴厂主不如以火柴厂抵押，得现款，做金子生意，但火柴厂老板不肯。然而他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却正以私蓄做金子生意。但金价忽跌时，她也尽丧所有。
火柴厂因金贵银贱而原料（来自国外）腾贵之累，终于不能维持，抵押给外国银行，但仍为经理，对厂中工人演讲，尚自称"国货工厂"云云。
我本来打算以《棉纱》、《证券》、《标金》三部曲作为新小说的都市部分，而贯穿于此中的一个人就是《棉纱》中厂主之老弟。但是写完了提纲，就觉得这种形式不理想：农村部分是否也要写三部曲？这都市三部曲与农村三部曲又怎样配合、呼应？等等，都不好处理。于是我就搁下了这个计划。
十一月，我转而写中篇小说《路》，这就又回到了写知识分子的题材。可是才写了一半多，眼病又第二次发作，这次比上次更严重。上次目疾发作时为我治病的某眼科医生，此次却束手无策。这就为难了。上海的眼科医生也不少，为我治病的那位，算是其中翘楚。他也束手无策，那么，还有谁可以请教。幸而郑振铎介绍了他的同乡而新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开业的刘以祥。他检查我的两眼，就说我是老痧眼，现在两眼上眼皮已无痧粒，却结成瘢，这不是此次眼疾之原因。此次眼疾之所以严重，在于右眼角膜溃烂，成一小孔。左目则有厚翳从上而下已掩半个瞳孔。我听这么说，有点发慌。我问刘以祥怎么办呢？他说右目易治，只要注射自己血清，大约一星期可以复原，左目那层翳却比较难以对付，说不定多少时间可以消除。所谓自己血清者，是从我身上抽一点血，然后配以药。注射部分是在右目眼角。我听说要在眼上打针，即使是在眼角，也觉得诧异。但事到如今，只有照办。当天，刘医生取了我的血，嘱我第二天去注射。我回家对母亲和德沚说了，她们都大骇，说从没听说眼上可以打针。因此，第二天我去时，德沚便也同去。注射前，刘以祥叫我心想别事，不把注射当一回事。我闭目如教，心想写作之事，一会儿，刘以祥说成了，我睁开眼，不知何时已经注射完毕。刘以祥又问我喝酒否，抽烟否？我答以向不喝酒，但抽烟却多。刘说，从今以后，也不能抽烟了。又取出一支药膏，说每天几次抹在眼上，抹后要轻轻揉几下，并给了小小的玻璃管，说药膏就涂在管上。这种药膏是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但记得药厂名为Lily。回家后，德沚说，注射是右目左角眼皮上，也称赞医生本领好，这眼皮上注射真不容易。因为刘医生叫我不能再看书写字，总之不能再用眼，所以母亲就叫德沚监督我。
我每星期到刘医生处复诊。两星期后，右眼已经恢复原状，但左目的云翳如故。我耐心养病，左目不看书看报。如是者三个月，刘以祥说我的左目上的云翳也退去了。他说，出乎他的意料，我竟恢复得这样快。我说，这是因为严格遵守你的教导之故。药膏没有用完，刘以祥说可以继续用，每晚临睡前一次，直到用完为止。我也如教。
在这三个月的休息期间，眼虽不能多用，我的思想却大活动。我暂时抛开了《路》，又回到城市——农村三部曲上来了。我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即后来的《子夜》。旧计划《标金》的故事第一节古先生的半肢疯及受不了都市的混乱紧张生活的刺激而中风，保留下来，但不是火柴厂老板的父亲而变为吴荪甫的父亲了。火柴厂之亏本等等也保留，但厂主是周仲伟了，而且这个火柴厂主的性格比原计划的要复杂得多。
其次，我进一步研究当时的中国经济现状，决定将纱厂改为丝厂。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起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唯有厂经（即机器缫成的丝），而且在法国里昂，美国纽约市场早已站稳脚跟，但此时受日本丝之竞争而渐趋于失利之地位。
这三个月中，好像重温读过的书，我又访问了从前在卢公馆所遇到，并曾和他们长谈过的同乡亲戚故旧。正所谓温故而知新，这一次重访同乡故旧，在他们的谈话中，使我知道仅一九三○年，上海的丝厂由原来的一百家变成七十家。无锡丝厂由原来的七十家变成四十家。广东丝厂的困难也差不多。其他苏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各丝厂十之八九*。四川丝厂宣告停业的，二、三十家。这都是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这坚定了我的以丝厂作为《子夜》中的主要工厂的信心。我又从同乡故旧的口中知道，一九二九年中国火柴厂宣告*的，江苏上海九家，浙江三家，河北三家，山西四家，吉林三家，辽宁三家，广州十三家。这又坚定了我以内销为主的火柴厂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受日本和瑞典的同行的竞争而在国内不能立足的原定计划。这便是我用力描写周仲伟及其工厂之最后悲剧的原因。
同时我再一次参观了丝厂和火柴厂。我是第一次写企业家，该把这些企业家写成怎样的性格，是颇费踌躇的。小说中人物描写的经验，我算是有了一点。这就是把最熟悉的真人们的性格经过综合、分析，而后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这个原则，自然也可适用于创造企业家的典型性格。吴荪甫的性格就是这样创造的；吴的果断，有魄力，有时十分冷静，有时暴跳如雷，对手下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部分取之于我对卢表叔的观察，部分取之于别的同乡之从事于工业者。周仲伟的性格在书中算是另一种典型，我同样是综合数人而创造的。……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泽民和琴秋要去鄂豫皖苏区了，他们来告别，谈到秋白在四中全会后心情不好，肺病又犯了，现在没有工作；并告诉了我秋白的新住址。于是第二天我和德沚就去看望他们。秋白和之华见了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四五个月没有见面了。在叙了家常之后，秋白问我在写什么？我答已写完《路》，现在在写长篇小说，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数章的情节告诉他。他听了很感兴趣，又问全书的情节。我说，那就话长了，过几天等我把已写成的几章的原稿带来再详谈罢。过了两天，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带了原稿和各章大纲和德沚又去，时在午后一时。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直到六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写工人罢工，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秋白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当时红军及各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何者是成功的，何者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并据以写后来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正谈得热闹，饭摆上来了，打算吃过晚饭再谈。不料晚饭刚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的暗号。可是匆促间，他们往何处转移呢？我们就带了他俩到我家中去。当时我家在愚园路树德里，住的是三楼厢房。二房东是个商人。我曾对二房东说，我是教书的。现在带了秋白夫妇来，我对二房东说是我的亲戚，来上海治病，不久就要回去。我让孩子睡在地板上，把床让给秋白夫妇睡。之华大概觉得我们太挤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秋白看原稿极细心。我的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那时上海通行福特。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又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但是，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我没有按照他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我发觉，仅仅根据这方面的一些耳食的材料，是写不好的，而当时我又不可能实地去体验这些生活，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不如割爱。于是我就把原定的计划再次缩小，又重新改写了分章大纲，这一次是只写都市而不再正面写农村了。但已写好的第四章不忍割舍，还是保留了下来，以至成为全书中的游离部分。这个新的分章大纲比前一个分章大纲简单多了，现在还保存着其中的一部分。
秋白住在我家中时，我们也谈到当时"左联"的活动情形。他问到鲁迅。原来他还没有和鲁迅见过面。我说：在方便的时候，我和你同去拜访鲁迅。五月初的一天，忽然冯雪峰来了。雪峰是送刚印出的《前哨》来的，原来他也没有见过秋白，我就给他们作了介绍。当时我想，我这个家条件太差了，闯来个生人，秋白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这对他的安全不利。于是我就与冯雪峰商量。我说，鲁迅的家是比较安全的，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一个高级公寓里，房子宽敞，住这公寓的大多数是欧洲人或日本人，一般的中国人都不去那里，但秋白与鲁迅从未见过面，贸然而去，是否妥当？雪峰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他倒有个可靠的去处，他有个朋友叫谢旦如，福建人，谢的父亲已故，是大商人，开过钱庄，家住南市，房子宽敞，秋白住到那里，是绝对安全的。不过先要征得谢旦如的同意，还要做些准备工作。我们与秋白商量，秋白也同意。我们又商定，如果谢旦如同意，就由他在《申报》上登一余房招租的广告，秋白、之华再去承租。又过了几天，之华来了，说他们的旧居，没有被破坏，还是安全的，可以搬回去住。于是秋白决定搬回去。临走，我对他说，雪峰找的房子如联系好了，还是搬过去，总比这旧居安全。他也同意。不久，雪峰就帮他们搬到南市谢旦如家中去了。
现在回过来再谈《子夜》。
经过与秋白的交谈，我就考虑如何压缩《子夜》的原定计划。可是尚未动笔，雪峰又来找到我，一定要我担任下半年的“左联"行政*。不久，秋白也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向我提出要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经验，要我写两篇论文。加之那年的夏天奇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华氏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住房又在三楼，热得喘不过气来。这样，我只好满足于先把新的分章大纲写出来，而把《子夜》的写作暂时搁下，专注于"左联"的日常工作。直到十月份，我觉得写《子夜》的计划不能再拖了，便向冯雪峰辞去"左联"行政*之职，坐下来，按照新的分章大纲，重新往下写。我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写的后记中说的：“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脱稿；期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争，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记亦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猝成书，未惶细细推敲。"就是指的这次重新提笔以后的情形。
关于《子夜》的题名也有一个变化，最初的题名我曾拟了三个：夕阳、燎原、野火，后来决定用《夕阳》，署名为逃墨馆主。当时是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之请，打算从一九三二年起先在《小说月报》连续刊登（其实，那时全书尚未写完，只写了一半）。不料突然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事。商务印书馆总厂为日本侵略炮火所毁，《小说月报》从此停刊，我交去的那部分稿子也被毁了。幸而还有我亲手写的原稿，交去的是德沚抄的副本。何以不用原来的笔名（茅盾）而用逃墨馆主呢？这无非一时的好奇，让人家猜猜：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没有写过的企业家和交易所等，现在有人写了，这人是谁呢？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阳，则归于墨。阳即阳朱，先秦诸子的一派，主张"为我"，阳朱的书早已亡佚，仅见《列子》的《阳朱篇》保存“为我学说"的大概。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说，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夕阳》取自前人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喻蒋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冯、阎和桂、张，表面上是全盛时代，但实际上已在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
《小说月报》既停刊，连载的计划自然打消，我乃决定写完全书后出单行本。于是在一九三二年，陆续把小说后半部之各章写完。其中写得最不顺手的是关于工厂罢工斗争的部分，这几章的大纲我就二易其稿，并删去了不少横逸的情节。但这些章节仍然是全书中写得最不成功的。我写小说（指长篇小说），往往在写大纲上煞费功夫，反复推敲；一旦正式写作，却常常能一气呵成，很少改动，因此，我的原稿总是十分整洁的。这大概是我写作的一个习惯。也就在我反复推敲那大纲的时候，我决定把题名由《夕阳》改为《子夜》。《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一九三三年二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子夜》单行本。在这以前，我曾于一九三二年夏将《子夜》第二章第一节题名《火山上》刊于左联刊物《文学月报》创刊号上，又曾将《子夜》第四章题名《*动》刊于《文学月报》第二七上。
也应当略述我如何而能参观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照规定，买、卖公债都得通过经纪人。证券交易所的门禁甚严，除了经纪人（数目不少）不能进去。大户自然用电话指挥他的经纪人作交易，小户想自己当场看到有利时卖或买，还有"抢帽子"（这是交易所的术语，指那些看到跌风猛烈时就买进一些，而数小时后行情回涨时即卖出，以博得小利的人），都得由经纪人带领，才能进交易所。还得说明：无论大户、小户、抢帽子的，手上都没有公债票，到月底交割时（交割即结算，交割期由交易所预先公布，大概都在每月二十五至月底这几天内），多头（即买进公债者）也不收公债票而只是收应得的盈利现款，做空头的亦然，即他不用交出公债票（其实他本来手头并无公债票），而只付出他输掉的现款。
为了进交易所的大门，我打听到商务印书馆大罢工时虹口分店的章郁庵（现在改名阳秋），是交易所的许多经纪人之一。我就找他，请他带我进交易所。他欣然允诺，并对我简短地说明交易所中做买卖的规律及空头、多头之意义。这在别人，也许一时弄不明白。但我则不然。因为交易所中的买卖与我乡的一年一度的叶（桑叶）市有相象之处。每逢春蚕开始，便有几个人开设叶行，其实他们手中并无桑叶。约在蚕汛前三、四个月，开叶行的人们对即将来到的蚕汛有不同的猜度。猜想春蚕不会好的人就向他所认识的农民卖出若干担桑叶，这象是交易所中的空头；猜想春蚕会大熟的，就向镇上甚至邻镇拥有大片桑地而自己不养蚕的地主们预购若干担桑叶，这就象是交易所中做多头的。因为都是预卖或预买，每担桑叶的价格通常是低的，到蚕忙时，如果蚕花大熟，叶价就贵，预卖的不得不买进比他预卖时贵三、四倍的桑叶来应付农民。这样，他就亏本了，甚至*。而预买的却大获起利。反之，亦然，而预买桑叶愈多者吃亏愈大。叶市约三个月结束，而交易所是每月交割，所不同者止此而已。还有，开叶行的人也常哄传假消息，以使叶价或涨或跌。这些假消息不外是邻近某镇蚕花大熟或大坏之类。说邻镇蚕花大熟，就是说邻镇的桑叶不够了，要到本镇来买若干担，这就使本地叶价涨起来。反之，假消息说邻镇蚕花大坏，邻镇的桑叶就多，要卖到本镇来了，这就使叶价低落。这些关于叶市的知识，以及《子夜》中以丝厂为背景的故事，都是引发我写《春蚕》的因素。
《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还带了儿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访鲁迅。因为自从一九三一年十月鲁迅知道我辞去了"左联"行政*职务，专门写《子夜》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中间，我还写了好几篇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如《林家铺子》、《春蚕》等，但《子夜》却始终没有出版，所以鲁迅曾多次问我《子夜》写作的进展。现在《子夜》终于出版，我自然应该尽早给鲁迅送上一册。这是一册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那时，我赠书还没有在扉页上题字的习惯。鲁迅翻开书页一看，是空白，就郑重提出要我签名留念，并且把我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给我毛笔。我说，这一本是给您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他说，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起来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于是，我就在扉页上写上：
鲁迅先生指正茅盾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此后，凡赠人书，我都签上名了。鲁迅又让我参观了他专门收藏别人赠送的书的书柜，我看见，其中的有些书还精心地包上了书皮。然后，我们分成三摊活动。我和鲁迅交谈《申报·自由谈》上的问题，当时黎烈文已接编《自由谈》，鲁迅和我都答应经常给《自由谈》写杂文支持黎烈文。德沚和许先生闲聊家务事，而我的儿子则跟着海婴到他的"游艺室"玩去了。半小时以后，儿子突然跑了回来，向他母亲表示要回家去。原来孩子们闹矛盾了。许广平进了"游艺室"，大概向小海婴做了工作（那时海婴才三岁半），又拿了一盒积木送给我儿子。我们也就告辞了。
文字：选自《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来源： 楚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