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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和》曾讲述了这样的故事：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席卷而来。在这场抗疫大战中，广东省中医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贡献。被人们亲切称为“德叔”的时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连夜赴京，参与起草制定国家中医治疗“新冠”方案。2020年除夕，张忠德又奔赴武汉，担任第一批国家中医专家组重要成员。根据工作安排，医院第一时间组建医疗队作为国家援助湖北中医医疗队，驰援武汉。三年来，张忠德14次逆行出征抗疫一线，在全国抗疫战场上书写下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绚丽篇章，成为中国中医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的带领下，医院这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抗疫先锋队，得到了各界高度肯定，其中有队员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中国医师奖”“广东好人”“广东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医院党委获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被评为“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广东雷神山医疗队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
“凭什么能！”面对这人类前所未遇的抗疫大战，广东省中医院为什么能坚定不移地冲锋在前，坚信中医药能发挥积极作用。近期《致中和》践读专栏将采集这支优秀医疗队成员的感人故事、真实忆述，敬请关注。
郭建文
读《致中和——读懂广东省中医院的第一本书》有感
说起2020年的武汉“保卫战”，我至今难忘.....
1月24日，除夕。上午8:40, 我发了一条微信给时任医院党委*翟理祥同志和院长陈达灿同志：“如果医院有支援武汉的任务，我报名！”
上午8:57，陈院长回复：“谢谢你！”
8:58，翟*回复：“谢谢建文！我们上下一心、共克时艰，支援任务待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及上级部门统一部署调度。我们随时应战！”
除夕晚上，我看到时任医院副院长、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单刀赴会。这晚，我压根儿没有心情过年。
1月25日，大年初一，根据工作安排，传染病重点研究室刘云涛副主任医师和医院急诊科唐光华主任医师前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红区查看了病人，获取了第一手的四诊信息。并传回了南方新冠肺炎的中医病机。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组副组长的张忠德教授此时正在制定国家第一版中医诊疗方案，这些宝贵的信息加上武汉和全国各地信息汇总，成为首次纳入国家第三版诊疗方案的重要参考。
这一天，从新闻媒体中我看到了，黄璐琦院士亲自带队去武汉金银潭医院。同一时间，北京大学的乔院士、协和医院的领导都亲自去带队赶赴武汉。军事医学院的陈薇院士接管了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我感觉到情况开始有点严重。
1月26日，年初二，医院组织了医疗队前往武汉。在这次医疗队的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我有点失望。
这天，我得知在武汉的张院长，接到了张伯礼院士的科研任务。
由于疫情关系，过年不串门、不走访亲戚，我唯有呆在南通岳母家里刷微信、看新闻，和孩子们玩玩。武汉的疫情让人心焦：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能做点什么？
我思考良久，终于和妻子、岳父、岳母商量说，“我还得去武汉！”
于是我又给翟*发了一条信息：
“翟*，春节快乐！从前方发回的数据来看，本次病毒致病的核心病机是湿。湿邪致病是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管理者之一，我报名第二批医疗队，我强烈要求参加！
我之前是急诊和危重症博士毕业，一直和刘清泉教授保持密切联系，他是我的老师和师兄，也在陈绍宏老师指导下制订了中医方案并发布。如果我们能揭示湿病的发病机制和中医干预的科学内涵，这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应有的担当。
请*考虑，我们请战！”
翟*回复：“建文春节好！谢谢你积极响应！你的意见很重要。你先报名，医院再统筹安排！”
我一直等，一直等......
说心里话，虽庆幸，又难免失望。
庆幸的是，不用上前线，遭受病毒的“流弹”；不用去承受随时有可能被感染、为国捐躯的风险。失望的是，自己没能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上前线打“仗”，为国分忧。
我深知，前线吃紧。急需的是医生和护士，不是科研人员。
但面对未知的病毒，单凭激情和肉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积极开辟——中医科研的第二战场，要摸清楚中医病名、核心病机、证候演变规律，探索和总结有效的方药，并迅速推广应用。
不能上前线，在后方，也能为国分忧。
我一刻也没闲着。
这天（年初二），我的好朋友——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陈涛教授给我电话，说下午他们实验室接到了科技厅组织的新冠肺炎应急协调会，问能否派人来参加，看看是否能把中医中药放在一起做。
我把这一情况向医院汇报后，赶紧联系刘云涛和林琳教授，林主任又叫上了呼吸科的许银姬主任。基本了解到，本次会议是科技部定向委托钟南山院士牵头的科研攻关会议。主要是用ACE2动物模型筛选有效药物，牵头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所的陈新文教授。我们也参与了杨子锋教授的课题组，进行中医药有效方药的机制研究。
也在这天，我们的合作教授——北京蛋白质科学中心的秦钧教授来问，你们能不能拿到一些标本，我们来做尿蛋白的研究。
据前方传来信息，咽拭子检测的假阴性很高，很多患者虽临床确诊，但核酸检测仍是阴性，这将极有可能影响到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他提醒我，尿液里有可能有活性病毒，可以在确保生物安全性的前提条件下，获取标本。
哪里有标本？
武汉有标本、广州的定点医院也有标本。
但武汉的标本，遥不可及。虽然，黄东晖主任临行前，我曾拜托他，请他到武汉后，尽可能留标本。我甚至连夜让生物资源中心的同事打标签，还让检验科借细菌培养的瓶子，让他带去武汉。可当时武汉的情况太复杂。如果留标本，需得到当地医院检验科主任的批准。我们根本没有渠道。
另一条线，是广州的标本如何？由张院长委派，刘云涛和唐光华正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一开始，我请刘云涛协助联系该院管科研的副院长李芳，以及检验科主任石亚玲。他们得知这一想法后，从他们个人来说，很支持，但实际如何操作，困难重重。
问题一：该如何留存？
我对有关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生物标本留取，在此之前是完全不了解。
在咨询了医院生物标本库主任陈曲波、医院检验科大科主任黄宪章后，他们两人同时给我发来，2020年1月3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告》，以及由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发布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相关实验室检测的生物安全指南》（试行第一版）。
我仔细学习后，再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石亚玲主任、科研副院长李芳教授沟通，大家同意联合申报广东省和科技部的联合专项，留取生物标本。
根据这两份文件规定，必须P3实验室才有资格收集、留取和使用这些标本。如果要运输，还必须通过标本输出省的卫生健康委和标本接受地的省卫生健康委的批准。通过后续的政策理解和学习，又分别电话请教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科教处。得知如果56℃、30分钟灭活后，就可以按照二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的要求进行。也不用省卫生健康委的批准才能运输。
问题二：如果经过56℃、30分钟灭活后，会不会影响尿蛋白的检测？
整个春节期间，秦钧教授都在安排其团队的人，在支撑我们的思路和想法。
3天后，秦主任告诉我，没问题！经早期实验研究发现，ACE2受体蛋白在不同性别、年龄分布规律与国际报告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经过56℃、30分钟灭活后，不影响尿蛋白质组学的检测和分析！这简直太好了！
问题三：如何保障生物安全性？合法性？
在特殊条件下，各家医院领导都顶着巨大的压力，生怕哪一条不合规，特别是涉及到生物安全性问题。通过多次沟通、多方努力，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终于同意合作留取标本。但这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接下来，除了让生物资源中心准备冻存管、尿管，打印条形码，培训如何水浴灭活病毒；司机到传染病院门口送冻存管、石主任派人到医院门口交接等等之外，为了留取生物样本的合理合法，还要通过伦理审批、患者签署知情同意。
一切办妥之际，问题又来了。
问题四：医生不肯留小便的标本。为什么？
平时抽血的试管，是用采血的针头和负压采血管，这都是密闭的，不会让医护人员与标本产生直接暴露。
留取小便标本，是必须要打开盖子，小便才能倒在试管内。这样子，在采样时，医护人员就相当于直接暴露在标本面前，大大增加了被感染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患者基本不查小便。实在太麻烦了！怎么办？
关键时刻，李芳副院长说，德叔的课题，我们支持。他在前线比我们还辛苦。有困难，我们克服！石亚玲主任也是亲自进入三级实验室，指导技术员进行标本的水浴灭活和分装、编码和储存。他们的进度很快，不到2周就收齐了100多份标本。
问题五：如何出库、转运到北京？
标本要出库，按市八医院的要求，必须要有合作协议和课题立项文件。
我的天哪，合作协议好办，赶紧签署。但春节期间，北京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不上班，怎么盖章？我看到秦钧主任又亲自协调，他们的教授踩着厚厚的大雪，从地铁出来，步行半个小时去办公室盖章。我感动得都快要哭了。
在伦理委员会、院办同事的协助下，拿到了立项文件、伦理批件和合作协议。终于可以把标本运到北京了。但问题又来了！
问题六：没有冷链公司愿意运输！
一听说是新冠病毒确诊患者的标本，要么直接回复：不接；要么回复：我们没资格运输。有一家公司说，对于尚未灭活的病毒标本运输，需经始发地和目的地的两地卫生健康委放行和接收的批复同意。
我解释了半天，这是灭活的标本，没有传染性。
他回了我一句，你怎么保证都灭活好？万一有活的病毒咋办？
终于，好不容易把标本运到北京。我们贴心的陈曲波主任发了一条信息给我：
“请转告：即使是灭活样本，操作时仍需注意！打开快递后，拿样本盒时，需穿好工作服，戴好手套、口罩，放入生物安全柜中，75%酒精喷洒冻存盒，然后擦拭干净。操作样本时口罩，手套不能少。用完样本后，必须按照正规程序终末消*。”
问题七：好不容易寄到北京却要折返？
由于情况特殊，标本珍贵，北京蛋白质中心的老师们按照规定，把标本邮寄回广州。秦钧主任直接带领2名研究者飞赴广州进行实验。
我记得，一次深夜讨论研究方案时，秦钧主任有句话，一直很打动我和激励我：“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能有任何保留。我们手头上的任何预实验的结果，不管谁出钱做的，都应该用到这项目中。”
现在我把这条微信记录翻出来，还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2月4日，12:00，医院副院长李俊通知我，明天要去武汉。你做好准备。
我早早下了班，和妻子潘峰医生去超市采购。榨菜、辣椒酱、方便面、换洗的衣物，装了一大箱。老母亲说，注意安全。
晚上，李俊副院长又说，医院考虑，换一个人去，是医院急诊科的郑丹文。
我听了，很失望。又跟陈达灿院长请示，我可是最合适的人选，前方需要整理中医抗疫的经验。
虽然新闻发布会说，中医药有疗效，提到了一些中药处方，但这没有过硬的数据支撑，很难服众。
我们广东医疗队在当时有两个病区，以及即将进驻原本以西医为主管理的汉口医院，这可是中医临床和科研相结合的最好时机！没办法，我知道按照当时的场景和管理需求，开展科研还是有很大的困难，我只能服从医院的安排。
其实早在1月24日（除夕），科技部官微“锐动源”发布了《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开展新冠肺炎应急科研攻关》的新闻稿中提到，1月21日下午，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组织召开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第一次会议，其中就有中医药的专题，张伯礼院士在专家组中。1月22日，首批8个项目的科研经费即拨付到位。
当时，我看到这新闻很激动！这说明国家不仅医疗护理，而且开始重视科研攻关，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我评论说：“临床与科研并举，科研为临床提供强有力弹药。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未知的疾病，临床就是科研，科研就是临床。”
1月29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官微发布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医疗队在武汉防控疫情实录”，介绍黄璐琦院士带队支援武汉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武汉金银潭医院南区一个重症病房，把临床救治和科研攻关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在后方成立科研攻关支持小组，查德忠*亲自挂帅，分为有效药物筛选、文献整理、药理和毒理研究等，全力配合黄璐琦院士在武汉的研究。
我越来越意识到，科研攻关对于本次抗疫的重要性。
从新闻报道来看，武汉的检测能力跟不上，华大基因在武汉火速建立了“火眼实验室”。广东、上海的应急医疗车开过去，建立了移动P3实验室，提高检测能力。国家药监局也开放了应急审批绿色通道，受理了10多个新药、检测试剂盒的申请。瑞德西韦、氯喹、法拉匹韦、阿比朵尔等抗病毒药物被批准临床试验，并很快完成了初步观察，写入了国家诊疗指南。康复者血浆、干细胞、生物制剂、抗体检测试剂盒、疫苗开发等科研创新项目迅速被批准。这种科研创新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国家鼓励创新的思路显而易见。
面对未知的疫情，我能做什么？
首先，要确认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我首先电话询问前线的同事，到底有没有效？我不能问队长，队长很忙。我要问管床医生。
谢东平是我们脑病科培养的研究生，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带过他，我电话咨询他前线的情况。他说，若病人的情况发展到要气管插管，那几乎很难救活；没有插管的病人，我们发现中医的治疗效果很好。
基本病机，早期是麻杏石甘汤和麻杏苡甘汤证，中期是达原饮证，后期是竹叶石膏汤证。有些便秘的，用大柴胡汤。体虚的要用四逆汤，重用人参和附子。我基本放心了。
确认疗效，单靠感觉不行，还得要有数据。
我问，你们统计了数据了没有，有没和纯西医做对照。他说，大部分都用了中药，除非个别的不愿意用的。
这就麻烦了，根本没法比较，也没有纯中医治疗。所有的患者都用了《国家诊疗方案》目录里推荐的抗病毒西药。
我想到是：
第一，研究方法：RCT。
如果能做个严格的RCT就好了。我和医院的郭新峰主任、温泽淮主任商量，他们也是这意思。我心里一直在酝酿RCT。
第二，处方筛选：如果临床证明有效，是一人一方，还是有规律，能固定几个处方？如果一人一方，就无法进行多中心研究，经验也无法推广复制。
第三，成果转化：如果形成固定方，有可能开发成新药吗？能申报应急审批的院内制剂吗？
第四，机制研究：这些有效的处方的机制是什么？直接*灭病毒还是提高免疫力？
当然，前线很困难，医生和护士都很辛苦。除了应付日常医疗就非常困难了，怎么可能有时间开展科研？
我错了。
2月6日，郑丹文去武汉，在白云机场送他时，我跟他说，在合法合规合理合情的情况底下，在抗疫的同时，尽量争取同步开展中医临床科研的工作。我还请医院专门给他准备了10台手机，让他放到红区里拍摄影像和病历，发到后方。另外，还给他准备了打印机、打印纸，以及特别给他准备了生物标本的采集管，让生物资源中心的陈曲波主任安排人设计了编码，和郑丹文做交接和培训。
终于，3月1日晚上，我收到了李俊副院长电话，派我去武汉了！
这晚，我特别激动！虽然，前线最困难的时刻已过去。但据了解，病人更复杂，都是社区和方舱医院转过来的重病人，他们大多年龄较大、基础疾病较多。但挑战性大，中医药可发挥的作用也会更大。
初到武汉
3月2日上午，医院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院感培训，以及战前动员。
医院老院长吕玉波跟我说，去了首先要注意防护，注意安全。一定听德叔的指挥，对病人负责，把中医药的优势发挥出来。
时任院长陈达灿说，之前的培训全部归零，所有的人无论你是什么职务，什么职称，必须人人过关，培训考核不合格，就一直培训到合格为止，这既是对你的负责，也是对你家庭的负责。
时任党委*翟理祥说，前线很艰苦，医院是你们的大后方。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抗。从开会开始到送到车站，我的眼泪一直在流。
科研处的同事们都来送行，我很感动。平时，他们默默支持我的工作，也牢牢树立了为建设研究型医院的情怀。当我要去武汉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集体的荣誉感。
高铁上，我又把陈院长打印给我们的第七版诊疗指南复习了一遍。把中医的证型和处方仔细研究了一下。同时，也在网上下载了穿脱防护服的视频。
马上就要进入隔离病区，心里难免有些忐忑。
过了韶关，很快就进了湖南。过了湖南，就进了湖北.....
一进入湖北，天空中开始下起了雨，而雨越下越大。
到了武汉，要下车了，雨还一直在下......天气很冷。
德叔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前方指挥部开会，委托了黄东晖主任接我们到酒店。我们把带来的物资装上车后，就进入了武汉城区。
环城高速上只有穿着雨衣执勤的警察，此外，就是偶有呼啸而过的救护车。整条马路上空空荡荡，与彼时热闹的广州大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的感觉，到战场了！
简单晚饭过后，医院院感办田碧文处长给我们培训。战友王军飞发了防护用品，包括防护服、隔离衣、鞋套、护目镜，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像罐头、火腿肠之类。
田处长培训得很仔细，也很严格。从入住酒店开始，该如何在房间放鞋子，如何形成一个污染区和清洁区，进门首先要换衣服、换鞋子，手消，洗澡，再换上自己的衣服......
我反复穿脱了几次，总算合格。晚上回到宿舍，还要院感考核题目，穿防护服8个步骤，脱12个步骤。必须形成肌肉记忆，习惯动作。
当晚，我上床后，闭上眼也在重复着每个动作，生怕第二天出错。
德叔终于散会回来，陪我们进行防护培训和演练，一直到每个人合格为止。
3月3日早上，我们来到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为让我们上下班方便，德叔煞费苦心，从前方指挥部给我们借调了三辆车。要知道，有些队员从驻地到医院，都得坐公交。从第一个人到等齐所有人才开车，有时需要等上40-60分钟。我们2-3个人就有一台车，可随时出发，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
第一次进入红区
德叔安排我们，一批到达的同志，由郑丹文协助穿脱防护服。黄东晖主任早就在病区门口等我们。经过简单的交代后，我们就随查房医生进入了隔离病区。
我和丁邦晗主任第一批进去，一共看了37名病人。
其中，有2名危重症病人带着无创呼吸机。大部分病人情况相对稳定。我发现，几乎所有患者都有气喘和心率加快，一动就加重的情况。舌质普遍都已不是发病早期的浊腻苔，而是转为瘀暗、少津液，少数有浊腻苔，合并低热不退。
突发状况
查房到一半时，跟我们一起的本院医生提醒我：“郭医生，你的护目镜和口罩之间有皮肤漏出来了，别动，我给你加个面屏。”她去拿了面屏，给我和丁主任戴上。
由于丁主任刚才在教一名病情稳定的患者进行肺康复训练，他的护目镜也有所移位，所以我们都戴上了面屏。
出了隔离区之后，我立即用水冲洗了面部，用洗手液洗干净了脸。心里默念，千万不要中招了….
查房时，我看到医生拿着一个文件夹，在填写一个表格，并且用手机在拍摄患者的舌苔。
我一下子放心了。原来，黄东晖主任已安排医生们进行结构化科研表格式查房。
这份表格是2月6日郑丹文来武汉时，我和刘云涛参考了张伯礼院士的证候调查表，结合我们自己的医疗队情况，所设计的科研观察表。并要求每个患者每次查房都要拍摄舌像。
看来，他们都做到了。
这天，我们从早上8点半进入病房，11点半就查完了37个患者。
由于，出仓的缓冲区只能有一个人。而另一个医疗组，也刚好查完。我们就在病房里商量，几个重病例合并胸水和红斑狼疮、合并心衰的患者。
此时，有人帮我们拍了照片，这是初次进入红区我和丁主任的合影。
3月4日，进入汉口医院病房。
汉口医院是一家二级综合性医院。疫情发生以来，医院医护人员感染了200多人。广东医疗队支援后，接管了4层楼，8个病区，共320个床位。
2月初，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方医院等西医的医疗队由于没有中医力量，通过省卫生健康委要求我们派出中医专家参与中医会诊。邹旭、颜芳等6名专家临时到病房参加会诊。这里的情况更加严峻。
300多个床位，仅有6个医生，病人病情又很重。德叔、邹旭、颜芳三位教授到病房会诊。两天下来，说这种情况不可能一人一方，必须要制定一个治疗方案。
于是，根据患者大都处于病程的中后期，重型和危重型患者为主，基本无发热，而是以气喘、憋闷、心慌、汗出、疲乏为主要症状，病机属于气阳两虚、疫毒闭肺。拟定了扶正救肺汤，以四逆汤、透脓散、仙方活命饮和藿香正气散为基本化裁。此外，还有一些患者，湿毒化燥，中焦气机不通，表现为喘憋、热退后容易反复、大便干、腹胀、食欲不振，舌质红，舌苔黄厚腻。这类患者属于邪阻中焦、腑气不通。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拟定了柴胡救肺汤，主要就是大柴胡汤，加了一味桃仁。
疗效如何，怎么用的，我要去看看。
进了病房，防护条件比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好一些。有专门的护士在缓冲区提醒穿脱防护服。进入前也会有人帮忙检查。值得称赞的是，他们有个绑手套和脚套的绷带，缠上去，防止手套脱落。
我跟随颜芳和郑丹文去查房。他们把协定方的药物做成几个固定的处方，由广东一方药业或四川新绿药业提供。盒子上写上1、2、3号方。
查房的时候，根据患者的四诊，现场给与中药。他们戏称自己，是“农民工”，提着一大袋子中药到每个病人床边查房。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该院的急诊科主任，56岁。刚过退休年龄，赶上了疫情。病情曾经一度好转，后来又反复，上了呼吸机，病情很危重。
看到自己的同行倒下，心里很难受。德叔查房时，给她上了中药，2天后，发热退了，脱掉了呼吸机。
我去看的时候，病人一直在问，“你们不会这么快走吧？我不想这么快就出院，出院回家就没有中药吃了，我还想多吃几天中药。”
当然，也有患者直接拒绝吃中医治疗的。我查房的当天也遇到，场面很尴尬，就是不想吃中药，苦。
3月5日，我们全面进入雷神山医院。
雷神山医院C6病区的主任是人称“邹老爹”的邹旭教授。他不但是学术大咖，也是管理和后勤部长，担任司机、搬运工、教授、家长为一体。早上，我看着他开车载着3名同事上班，周六周日也不休息。每天都要进病区查房。
这次查房，是第一次跟随德叔一起。德叔，可成了武汉的名人。但凡德叔查房，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奔走相告。
德叔查房10个比较严重的患者，其中两个印象很深。
一个病人，合并了胸水，不能平卧。德叔说，现在国家实行危重患者集中管理，要赶紧转到ICU，虽然我们能做闭式引流，但万一造成气胸，没有条件处理。
另一个病人，诉晚上背后肩胛骨中间发热，无法入睡。本来不用面罩吸氧了，现在病情又加重。德叔仔细看舌苔，在扶正救肺汤的基础上，加了女贞子、旱莲草、白芍，养阴安神。病情很快得到好转，血氧饱和度在不吸氧的条件下可以达到100%。
不得不放弃，一个接近完美的研究设计
3月8日，国务院科技专班成立、正式科研设计开始。仝小林院士通知德叔，上午10点半紧急召开会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要布置任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成立了第九个专班—中医院专班，德叔被任命为临床救治组副组长。
任务布置完成后，仝小林院士征求我们的意见，想要做什么内容？
我们对所支援的三家医院情况都非常了解清楚。而且，在一开始，就设计了我们的科研思路。
但由于患者大多处于病情的中后期，住院的患者病情很复杂，年龄较大，基础疾病较多。而每支医疗队都由2-3个医院支援的医护人员组成。甚至有的医疗队还有8个医院混编而成。
这样子的话，用药习惯、基础护理水平都有很大差异。
我们的切入点在哪里？还能有多少家医院、多少病人供我们研究？
首先，关于切入点——重症患者。
我们分析了，对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中医和西医的效果都很好，估计比较不出结果。况且现阶段的患者基本都核酸阴性，症状不明显。排除！
对于危重型患者，基本都集中在收治医院的ICU里。
据我们向同行了解，有创插管的患者能顺利脱机的不超过10%，在整个武汉，若使用了ECMO的患者能救回来的，估计不超过10个。排除！
只有重型患者！
我们根据指南三个条件之一，氧合指数小于300，不吸氧状态下血氧饱和度小于90%，呼吸频率大于30次/分。通过前期的数据分析，可以！
接下来的问题，还有多少病人？
温泽淮老师根据汉口医院的数据，样本量估算需要400例，每组200例。可到哪里找病人？
丁邦晗主任是活跃在中医、西医急诊科医学界的知名专家，他知道全国急诊科主任有一半以上都来了武汉支援。
我们一边紧急联系了丁主任的朋友，他是火神山医院的重症科主任，也是南部战区的急诊科主任。他说，火神山还有1000多个病人，重症患者还有200多个。
另一边，通过向松涛主任，联系到他在同济医学院的老师——同济医学院中法新城医院副院长曾晓勇。他说，他们有1000个病人，重症占一半。而且根据国家要求，病人在吃的中药，主要连花清瘟、武汉1号之类。如果有更好的方子，他们也愿意参加。
我们就放心了，马上向仝小林院士汇报，我们有可以入组的病人。
3月9日，我紧急联系了曾晓勇主任，看看如何操作，如何派人去纳入患者。
一到病区，就发现问题。所谓的“重症”患者，一来经入院治疗，病情大多缓解，此时已不符合纳入；二来所患“重症”，都不是由新冠病毒所引起的重症，而是病人基础病较多，合并症较多。
原本想着，起码有两个病区可以入组病人，现在情况都差不多。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已没有合适的患者入组！
很无奈，不得不放弃。
我们一早想好的辨证论治双盲研究设计和操作方法；我们一早同药厂安排好了药物和安慰剂生产、编码，CRF设计、伦理审查等系列事宜；目前正准备着，三天后，开始纳入患者......3月10日，考虑再三，不得不放弃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研究。
接，没人敢接的研究
3月15日，黄璐琦院士主持开发的化湿败毒颗粒的参加临床评审答辩。3月18日上午，化湿败毒颗粒临床批件下发。
3月18日下午，德叔、丁邦晗、我被邀请参加化湿败毒颗粒的临床研究启动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主持会议，第一次仔细了解了化湿败毒颗粒前后方配合，已经在金银潭医院、东西湖方舱医院、将军街社区医院进行了3个RCT研究，显示了比较好的疗效。
当时在场的有北京、上海、长春等地各医疗队的负责人，却没有人敢接这研究。
正如前面调查研究，现在的患者大多中后期，与2月初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没有新发病人，核酸大都阴性，症状不明显。只是胸部的影像没完全吸收。
3月19日，通知临床研究由德叔牵头，在雷神山医院的病区进行。
两天时间（3月19日到20日），我们完成了临床方案设计、中央随机调试、远程CRF录入系统、电子知情同意书、广州及武汉伦理审查、实验药物编码与运输、招募研究中心和研究者培训等等，这些工作，若在平常，起码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3月21日到3月23日，三天内完成204例患者的入组和首次药物发放。若在平常，这工作量起码需要2-3年时间。
3月23日到3月30日，一周内完成所有患者的CRF填写、质控和严重不良事件讨论与上报国家药监局。同样，若在平时，相同工作量起码需2-3年时间。
4月15日，完成统计报告。这相当于“平时”工作量，3-6个月时间。
5月10日，国家药监局召开专家咨询会，修改药品说明书。
就是说，我们用两周时间，完成了3年的活！
这也是，为什么没人敢接的原因！怎么可能完成！
回想起来，我都后怕！
3月21日、22日、23日三天。我们6个人，在雷神山医院的A、B、C三个区域的20个病区纳入患者。两人一个组，每组6-7个病区。每个病区都是由2-3个医院组成，每个医院都有一个主任。若其中有一个主任不同意，我们都得重新解释一遍，从研究目的、意义，药物组成、前期研究基础、纳入排除标准......
我仔细数过，从A区步行到C区，快速走路需要20分钟，大概是2公里，约5000步。有时，我正在A区和医生谈入组，若碰上C区医生说赶紧过来一趟，我又要跑过去解释......
穿着隔离衣，跑来跑去很容易一身汗。而按照院感需要，又不能在医生办公室喝水。很多时候，我们都累得快虚脱了。
在我们心中，累不重要，关键是不被理解......
中间发生过，有些主任不理解我们的研究，痛骂了我们......丁主任都50岁了，省政协委员；我好歹也是个教授，被人像孙子一样骂。
当时，眼里含着眼泪，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嘴上还得说着好话，“真对不起......”气氛关系才缓和回来。
这两周，每天回到酒店都11点，还要给中国中医科学院汇报进度。累得我，头晕眼花。
一次，回来很晚，德叔提醒我们“大风大雨，开车小心点”。他知道我们辛苦，给我们留着一碗热汤。在他房间里，我们喝着这碗热汤，吃了早餐带回来的一碗放冷的炒粉，很感动。
由于，每天要进入4-5个不同的病区，每个病区的防护条件都不相同。而且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很容易感染。我们每天都互相提醒，千万注意防护，可不能感染！
好在努力没有白费！我们按照国家药监局和ICU-GCP的要求，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国家药监局在审阅原始病历时，没有提出任何的数据可溯源性问题。
当我们压力最大、感到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时任医院院长陈达灿、党委*翟理祥都会及时打来电话，最近工作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我提出，需要科研工作手机和平板，需要尽快提供科研用药和安慰剂，他们都会积极协调后方解决。不但给我们提供充分的医疗和科研物资，而且时任主管后勤副院长、现任医院党委*史俏蓉和医院办公室主任谭俊军积极协调广铁集团、一方药业，办理药物生产、运输，在极短的时间内把科研和医疗物资运输到前线。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若是没有强大的后方医院，我们在前线什么都做不出。所以张忠德院长后来总结会上说，抗疫没有前方和后方，都是前线，后方的压力不比前方小。
完成全国第一本中医医案专著
使我感到惊喜的，是黄东晖带领的团队和邹旭带领的雷神山团队。他们很早就把患者病例进行了总结整理。
我到的第二天，黄东晖就让我审阅两篇论文。看到鲜活的病例，丰富的舌苔图片，我向德叔请示，能否把这些病例进行整理，编写一本医案集。
护理组也给我发来了他们整理的特色疗法数据。我感觉到，护理经验也很宝贵，应该要好好整理。
于是，我联系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张科主任，汇报了我的想法。他说，现在是抗疫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最需要第一手资料的时候，要为其他人做参考。如果要出，就要快。能否5天之内拿出书稿？
德叔亲自组织队员，召开线上视频会议，逐个落实任务。要求7天之内全部交稿！
队员们都很配合，在繁忙的值班之余，高质量完成了书稿。
人民卫生出版社也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5次校稿。张伯礼院士主审，晁恩祥国医大师、仝小林院士、黄璐琦院士都亲自写了序言，盛赞德叔为“大将军”。
经验和教训
首先，这次抗疫的成功是归功于党和祖国的强大，归功于伟大的人民。我们最后离开雷神山医院的时候，看到仓库还有数百台呼吸机、监护仪、B超机、血滤机，每间病区里的口服营养液、基础治疗药物及其充足，体现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和科技储备的强大。国家的工业体系完善、科技创新链条完善，才能在短时间筹集到充足的物资，保证抗疫的决定性胜利。
其次，本次到武汉援助共计五周时间，这将是我的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人人为他人着想，爱国精神，不计报酬，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把病人当成自己的家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
张忠德院长总结说，广东省中医院的综合实力强大，这是当年老院长吕玉波等老一辈专家苦心建设起来的，得益于医院长期以来人才工程、学科建设以及“十三五”规划前瞻性布局建设研究型医院的战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训练有素、一呼百应”的高素质团队、以及“不怕吃苦、以病人为中心”医院文化，这才是打赢这场战疫的有效保证。
从医疗和护理上来讲，我们的医护人员素质最高，不但中医水平好，而且现代医学水平不低于任何一家西医院，从这次援助的医疗队水平比较就看得出来。我院的护理队伍，大都经过传统疗法培训，在针对失眠、焦虑、饮食、发热等症状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科研上来讲，我院建立的最早的生物资源标本库，同华大基因、国家蛋白质组学中心等建立良好的协同创新的合作基础。我院从名老中医传承、临床试验设计、数据统计、伦理审查、循证评价、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全链条建立了创新团队和人才储备。
从奉献精神来讲，我院重视文化建设和感恩教育，这次全体队员在繁重的医疗救治中，还全员积极的参与科学研究，无人有怨言。说明我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成功的，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医疗、护理、检验、科研队伍。
【人物介绍】
郭建文
中国好医生，第三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广东省中医院重大项目管理办主任，中医内科主任中医师。新冠疫情发生后，郭建文先后14次赴湖北等地区指导中医药救治。通过远程会诊，参与治疗美国、欧洲、东南亚等10余个国家及地区的1000余名新冠患者，在抗疫战场上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患者筑起“中医药守护堡垒”。2020年，郭建文被选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青年岐黄学者”支持项目学者。2022年3月，作为专家组成员，全程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考察中医药救治工作，助力中医药走向世界。其所在集体——广东省中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获科技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先进集体”。
作 者：郭建文
整理编辑：卢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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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