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真正体会到了以古鉴今的历史价值。一个事物，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家公司，当以正面或负面形象突然出现在世人眼前时，经常会给人一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感觉。实际上，事物在其兴盛到顶或衰落到底之前已经历了长时间量到质的积累，只是人们习惯性的关注“起高楼、宴宾客”的兴盛或“楼塌了”的衰败，从而忽略了“由盛而衰”的转折时刻。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一年，外无倭患、内无灾祸，原本应像史书所写“无所记”。然而从历史长河来看，这一年却实际成为明朝败亡转折的关键一年，黄仁宇先生用较长的笔墨给我们阐述了这一年涉及到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虽然在其中尽己所能去尝试改变，然而在当时王朝体制僵硬的背景下，历史的车轮还是滚滚而来，将这些人和事纷纷碾压，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结合当时社会和政治背景，重点讲述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所做出的努力或探索。书中并没有夹杂作者个人过多的看法，只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做的关键工作做了讲述，至于功过是非相信每个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万历皇帝是个悲剧人物，幼年继位、师从张居正，饱读诗书以期重振王朝雄风。然虽贵为天子，但在文官集团集体抱团下，也只能以消极态度对待国事。所以万历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国家的，在僵化顽固、日趋衰败的旧体制下，即使贵为天子也无法实现体制的自我革新。放眼整个封建社会，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道德约束下，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人民群众之间的割裂和鸿沟是巨大的，文官和武将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是天然对立的，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彻底的自我革新触动的是包含皇帝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所以历史上几乎各朝各代的自我革新都是浅尝辄止且短暂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居正和申时行先后担任王朝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任首辅之职时万历皇帝尚年幼，申时行任首辅之职前张四维短时间内担任此职，此时万历皇帝已成年。由于两人所处时期不同或性格迥异，两任首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为官之道和治国之策。张居正辅佐年幼皇帝治理国事，深得皇帝和太后信任，大权独揽、雷厉风行。他深知国家积弊已久，希望通过改革使国库充盈国家振兴，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最后改革虽未成功且死后遭到清算，但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当时张居正的一系列举措对大明王朝是有利的。申时行作为首辅将中庸之道运用到极致。他不像张居正大权独揽反而广开言路，自己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左右摇摆。结果在文官集团利益与皇帝的诉求发生冲突时无法收场，导致万历皇帝从此消极对待国事，大明王朝从此积重难返。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不成功的改革家，那么申时行也只能是一个失败的守成者。
海瑞是一个流芳千古的清官，然而在当时的时代他却是不折不扣的另类。在以儒家道德治天下的背景下，海瑞严苛要求自己完全遵守道德约束，直言进谏、铁面无私虽为他赢得了“海青天”的美名，但也正因此，让他与整个大明王朝的官僚阶级站到了对立面。即使今天我们也很难对海瑞有“好”或“坏”这样客观统一的评价，只能说他是当时时代的清流，是一个孤独的人。
《万历十五年》书中还写到了戚继光、李贽等人，不在一一而论。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人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纷争。公司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启示。
◆要有良好的顶层架构和战略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虽贵为天子也会受时空和认知的局限，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为了尽可能减少个人局限带来的损害，公司需要有清晰完善的股权结构和管理架构，要有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产品战略和市场策略。最主要的是公司的领导者要有战略高度和眼光，要有家国情怀。
◆要有统一目标的利益共同体
《万历十五年》中文官集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是他们的目标是为了维护文官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派系斗争、分裂皆由此而来。“天天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利益无可厚非，公司要充分利用利益来绑定核心员工尤其是中层，上下同心形成合力，从而让公司与个人都受益。
◆要有贯彻战略意图、达成既定目标的执行力
所有好的规划都需要人执行，执行力是一个公司能否长期立足的关键。《万历十五年》中，所有的管理皆靠道德、靠个人讲良心，没有完善的制度约束。处理复杂事物希望通过中庸之道化解，最后矛盾只能越积越多，国破家亡。公司管理需要人治加法制来抑制和摒弃人的惰性，处理事情或矛盾要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以德服人。如此，才能培养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团队。
其实《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很多，读完之后每个人也会有各自的体会，很多公司也会以史为镜对照自己的问题，然而真正能吸取教训且自我革新的少之又少。这大概就是《阿房宫赋》中所说的道理吧，“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