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暴力，侵犯。
对于那些严重的犯罪，人们感到愤怒，也感到担心，担心作案嫌疑人因为未成年身份而免于或轻于被惩罚，不承担或只承担少部分刑事责任。
于2020年12月26日通过、2021年3月1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已作部分调整，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嫌疑人作案时已满14周岁，可以直接追诉其刑事责任，如果满12周岁而未满14周岁，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也可追诉其刑事责任。
天津科技大学学生王祖瀚导演的校园霸凌微电影《沉默难鸣》画面。
还有许多欺凌发生在学生年代。它们可能无法成为新闻，却是一种真实的青少年暴力。每当有欺凌甚至犯罪引起注意，都有受害者的记忆被唤起，他们想起了多年前遭受的经历，或者说不是“想起了”。就如我们的记者李夏恩说的，“有的伤害，哪怕将来忘了，痕迹也会带一辈子的”。
下文是他的回忆。他一直很困惑，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他。对啊，为什么？这恐怕也是我们每个人看到欺凌的反应吧，好像必然有个理由才讲得通，哪怕归因于受害者“我自己”。
撰文｜李夏恩
我还是不明白
那天晚上，当我用刀片划开自己的手腕时，我没有想过将来会有一天写下这段故事。哪怕直到开头这句话的时候，我依然不确定这个故事是否有讲述的必要，尽管那个晚上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似乎所有的知觉都被无限放大了许多倍，我能闻到夜气中凉爽的风送来草木的芬芳，宿舍楼里晾着的湿漉漉的衣服散发着水汽，我能看到天花板上剥落的墙皮，露出灰色的痕迹，就像一只只眼睛从缝隙里俯瞰着自己；我能看到楼梯扶手的油漆像受惊的鱼一样乍起片片鱼鳞，我能听到地下的蛆虫正窸窸窣窣发出欢乐的扭动，等待着送上门的大餐，以及那些教室里、操场上、宿舍里的嘲笑与讥讽——还有，无处不在的冷漠。
微电影《沉默难鸣》。
我走到楼梯的下面，那是我一早相中的地方，那里算不上隐蔽，但是平日鲜少有人经过，只有每天清晨时分，清扫楼道的大叔会路过那里——他大概会在那时发现我的，我不想自己横在地上的样子吓到他，所以，我走到墙角，倚靠着两边的墙壁，盘膝坐好，我能感到坚实的墙壁扶住了我的双肩，不会让我狼狈地扑倒在地。
我顺了顺自己的头发，理了理自己的衣服——还是平常的样子，灰蓝色的衬衣、黑色的T恤、深蓝色的牛仔裤、白色的袜子和帆布鞋，虽然穿了许多年，但我自己都洗得干干净净。我仔细地检查了鞋带，抚平了裤腿上的褶皱，顺好了衬衣上的领子。
在确认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终于从衬衣的口袋里取出了那枚刮胡刀片，抬起自己的手腕，划了下去。
手腕只是凉了一下儿，并不痛——或者说，比起那时内心的痛苦，这点痛就像被蚊子轻轻叮咬了一下儿一样，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发痒。我看着血从伤口渗出来，顺着皮肤上的细纹铺就的道路，渐渐地淌出来。为了不让血沾到衣服，我把手腕搭在地上，仰着头靠着墙壁，望着远处楼道里被时时往来的人影遮掩得明灭的灯光。
墙壁的清凉逐渐透过头皮和骨壳传进我的脑海里，大概再过一会儿，那清凉就会彻底占领我的身体了吧……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呢？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リリイ·シュシュのすべて，2001）剧照。
记不清的与记得清的
我想，那时，我就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被欺负是怎样的事了——也可能所谓的第一次，在我和周围同学眼中，都算不上“欺负”——那只是同学之间的玩笑，是一场戏弄，就像起个外号，或是干了怎样的糗事被笑闹起哄一样，虽然自己心里有些难受，但或许还会生出些自我安慰的得意感——终于得到关注了，大家愿意注意我了，我终于能够“合群”了，没那么“讨人厌”了。
我能想起的最早一次被人欺负的经历，是一次在教室里吃午饭的时候。打开从锅炉房取回来的腾腾冒着热气的饭盒，是我一天校园生活中最开心的一刻。其实我知道饭盒的饭菜都是昨晚的剩饭剩菜，但依然很快乐，尤其是打开饭盒时看到的是蛋炒饭，那种快乐更会加倍，因为里面会很慷慨地放上炒鸡蛋和切成丁的火腿——你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蛋炒饭的标配，并不值得特别的惊喜，但对于学生时代的我来说，那真算得上高级的美食。火腿啊，鸡蛋啊，在家里都算是很好的荤菜。记得上高三时，我中午足足吃了一个学期的牛肉拉面，实在吃腻了想打牙祭，就吃一碗西红柿牛肉刀削面——它比牛肉面贵一块钱。
由此，也能看出我的家境很是一般。但就在我打开饭盒，为今天的午饭是蛋炒饭而开心时，他走过来了。
我不想提他的名字和长相，只能说，和人们想象得不同，他长得并不凶恶，他不是个满脸横丝肉的胖子，也不是个流里流气的瘦高个，他没有一双三角眼，嘴巴也没有歪在一边，他长得很周正，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他是个会欺负人的家伙，实际上，当他站在我旁边开口时，我也没觉得他要欺负我。
“我看看你吃的什么好吃的？嚯！炒米饭呐！”
他不待我点头，又接了一句：
“够香的，我吃一口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