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民国时期有影响的诗人，戴望舒算是其中的一位。而他最有名的诗作，就是那首《雨巷》。他笔下的《雨巷》，写的就是生活中的杭州大塔儿巷。他的《雨巷》发表后，可以说影响了很多人，也让大塔儿巷有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别名；而他也成了“雨巷”里走出来的著名诗人。
从小就爱好文学
1905年11月5日，戴望舒（原名戴梦鸥）就出生在杭州（当时属杭县）大塔儿巷11号墙院里。当时他家的条件还不错，住着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洋楼。因此，他在大塔儿巷度过美好的少年时代。
戴望舒7岁那年，入杭州鹾武小学读书，开始拥有私人阅读空间，阅读古典说部和《水晶鞋》《木马兵》等外国童话，开始爱好文学。到了上小学高年级时，他对唐诗、宋词已很感兴趣，有些诗词不仅能朗诵，而且还能解释，并能写一些简单的诗歌习作。
1919年，戴望舒进入杭州皮市巷158号的宗文中学堂（现杭州第10中）读中学。这所学校前身是1806年（清嘉庆十一年），浙江嘉兴知名义士、著名教育家周士涟先生不顾倾家荡产来到杭州，在定安巷（今杭州市上城区定安路）租屋筹办“宗文义塾”。他经常日击铜锣，沿街逐户筹款募捐，最终创办了杭州“宗文义塾”。所谓“义塾”，指所收学生除自备衣被以外，一切学习、食宿费用全免，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孤”（没有父母的孤儿），一是“寒”（家境贫寒）。周士涟先生艰苦办学的精神感动了杭州士绅和诸多百姓，从而取得“北武（训）南周（士涟）”的崇高声誉。1821年至1822年（清道光元年、二年）清太子太保林则徐先生任杭嘉湖道时，又深为周士涟先生的善义所动，连写《宗文义塾记》和《杭嘉义塾添设孝廉田记》，高度赞扬周士涟先生的可贵精神和高尚人格。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改为杭州宗文中学堂，是杭州市最古老的一所中学。
戴望舒当时是受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名师影响，并阅读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书刊，并开始文学创作。1922年8月，他就在《半月》第1卷第23期上发表了文学作品处女作——小说《债》。初战告捷，激发他文学创作的热情。不久，他就和同学张天翼、李大河、钱杏村、钱塘村、叶秋原、胡亚光，还有之江大学学生施蛰存、宗华中学学生杜衡等人，一起组织了文学创作社——兰社。接着于1923年元旦初创办了八开铅印的文学旬刊《兰友》，编辑部就设在他家里，并由他担任《兰友》的主编。到这年7月，《兰友》就出了17期。此后，他们又将《兰友》改名为《兰芳》。戴望舒在当时创作以旧体诗为主，创作了《御街行》诗词，同时他还创作了《债》《卖艺童子》《母爱》等短篇小说。这些态度积极的作品，都是在杭州写成的。
创作《雨巷》等文学佳作
1923年秋天，已在之江大学读书的戴望舒因思想激进，参加了非宗教大同盟，不受校方欢迎。他便退学考入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为校领导，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任校总务长和教务长的上海大学文学系，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一批共产党人，并懂得不少革命的道理。
在学习和写作中，戴望舒接近了法国象征派诗歌，读到了魏尔伦等人的作品，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便产生了赴法国留学的想法，所以于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现复旦大学）学习法语。1926年，爱好文学的他又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并发表了《凝泪出门》《可知》《夜莺》《流浪人之夜歌本》等诗作。
经过一番努力，1926年夏天戴望舒拿到了震旦大学特别班的结业证书，这意味着他可以去法国留学了，可父亲却凑不全供他出国的费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组织，由于经常参加革命活动，曾被法国巡捕房逮捕过，后被一位同学的父亲作保获释。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反动统治者大规模逮捕﹑屠*共产党人﹐破坏革命组织﹐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怖行为。上海很快变成了一所混乱危险之城，他只好结束在上海的读书生活，回到杭州家中。
在家待了几个月后，已经是炎热的夏天，由于当时杭州的政治氛围也不好，戴望舒便前往老同学施蛰存从杭州迁居到上海松江县家中，与施蛰存、杜衡等老同学继续开展文学创作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施蛰存家的小楼，便成了他们的“文学工场”。
有一天戴望舒在阅读杂志时，突然看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著名作家叶圣陶编辑的《小说月报》刊登了大量的新人新作，其中也有诗作。他突然回想起19岁那年的一个下雨天，他手撑一把油纸伞从大塔儿巷往宗文中学走去，小巷没有人影，只有细雨霏霏，在这样一种让人寂寞沉思又富有诗意的情境中，便产生了写《雨巷》一诗的灵感，完成后投给了《小说月报》编辑部。慧眼独具的叶圣陶，在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这颗诗中的珍珠”，非常喜欢这首诗意清新的自由格律诗，并将其认真编辑后，发表在1928年8月《小说月报》第19卷第8号上。《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和前期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当时心情的真实表现，其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这种情怀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富于音乐性是《雨巷》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诗中运用了复沓、叠句、重唱等手法，造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和宛转悦耳的乐感。叶圣陶先生事后还专门写信给戴望舒，称赞他这首诗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戴望舒也因这首诗获得“雨巷诗人”的称号。
1928年，开明书店就出版了戴望舒翻译的《少女之誓》，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湖畔诗社创办人之一的冯雪峰先生还帮助其联系出版社，并提出借用这个较符合出版商经营的书名。1929年4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曲折的人生路
1949年以后,戴望舒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而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剂量，注射后不久，心脏跳动剧烈，扑在床上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享年45岁。
戴望舒不幸去世后，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前往医院悼念，并向他的老母亲和孩子表示慰问，给予生活上的照顾。1950年3月5日，中国文联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在新闻出版总署礼堂隆重举行追悼会，时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等送了花圈。文化部部长茅盾主持追悼会，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胡乔木致悼词。郑振铎、老舍、艾青、袁水拍、范长江、冯亦代、叶浅予、丁玲、萧乾等各界知名人士100多人出席追悼会。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乔木于1950年3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悼望舒》的文章，文中称赞他是“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3月8日，戴望舒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纵观戴望舒的一生，不管是文学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他出版的诗集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等数十种，可以说硕果累累，他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中现代派的代表诗人。（徐忠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