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0岁的徐志摩刚解下11年的婚姻枷锁，与新婚妻子陆小曼携游西子湖畔，拍摄属于他们的恩爱照片。
与此同时，离杭州不远的上海，满树丁香深巷香，22岁的戴望舒在幽静的小巷，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丁香姑娘”。
在这一年，民国文坛最荒诞的两段爱情出现了：花心的徐志摩为爱收心，朦胧的戴望舒因爱而疯。
情，最是动人心魄，无数人因情而折倒，无数人因情而闻名。
而戴望舒的深情，不仅是一种情感表现，更代表着他的生活态度。
有多少人的痴情，败给了现实
戴望舒是个诗人，但和其他面色白皙、风姿翩翩的诗人不同，他身材伟岸，面色黝黑，还因幼年患了天花，留下满脸麻子。
因此，戴望舒第一次见到好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时，就把人家吓得直往哥哥身后藏去。
但朝夕相处下来，施绛年逐渐适应了戴望舒的长相，有时还会试着和他聊上几句。
戴望舒则觉得眼前的少女像一团旺盛的火焰，鲜艳而又炙热，顷刻间就把他枯燥的内心点燃了。
或许，每一个诗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浪漫。
戴望舒把施绛年的名字，刻写在《林下小语》里；将自己对少女的缠绵悱恻之思，落笔化成《雨巷》。
少女知道男人对她的爱慕，却不明白男人没说出口的情意得有多深。
戴望舒向施绛年一次又一次的追求着，而施绛年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只会在戴望舒快要放弃的时候，才应邀出门散步。
这可苦了戴望舒，一路苦苦追赶，始终触摸不到对方的心。
最后，他放了狠话：如果施绛年不接受他的爱，他就死在她眼前。
无奈之下，施绛年只好答应和他订婚。但施绛年也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要戴望舒出国留学，说只有在国外取得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她才愿意结婚。
1932年10月8日，在施绛年的催促声中，戴望舒搭乘邮轮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读书。
此时的施绛年，早已不是那个青涩羞怯的女大学生。
她毕业后进入上海邮电部门，做了名职员，她所求的不再是浪漫的甜言蜜语，而是实际可靠的碎银几两。
戴望舒学成归国后，等待他的是施绛年的移情别恋，原来，施绛年已经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
为了爱情低到尘埃里的人，不是没有成功的婚姻，也不是没有人爱，更不是和感情绝了缘，而是缺乏抵御风雨的能力。
毕竟，一段再感人肺腑的情爱，也要先有面包，你爱的人才愿意陪你看日出日落。
否则，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管你多么痴情，终究不堪一击。
有多少人的内心，没有了底线
1937年，戴望舒回国不久，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了上海。
日军管控上海后，对舆论加强了控制。
如果有出版社或者报社，对他们有不当的议论，就会被勒令整顿或撤销营业。
惶恐，蔓延在每个人心中，许多留在上海的文人，都选择停笔、沉默，以求息事宁人。
但，还有部分的人，是靠笔来养家糊口的，不写，生活就会没着落。于是有人写起了市民爱看的八卦猎奇故事，还有人昧着良心，写起夸赞敌人的颂歌。
戴望舒担忧民众受其影响，就此沉沦下去，借口写了一篇赞扬土耳其民众觉醒的文章，呼吁大家与其受人宰割，不如拼死一搏。
这种热血呐喊，敌人看了不仅愤怒，还感到惶恐不安。
很快，戴望舒就被日本当局盯上了，在他的四周形成一股无形压力，他也真切的预感到：在这阴影背后，是敌人对他的粉碎与灭*。
于是戴望舒决定先逃离上海，去往还没有被日本人侵占的香港。
刚一抵达香港，他就立马入职《星岛日报》报社，担任其副刊《星座》的编务。
他说自己的职责，是要代替天上的星星，给予在法西斯“阴霾”下生活的读者一些微光。
戴望舒通过《星座》发表诸多言论，使他成为香港抗日阵营的活跃分子，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