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原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长官黄维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新中国成立后，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哪件。他思索片刻后说道：
“有这么一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不得忘却，所以今天不妨说出来给你听听。那是*先生逝世没几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去人民大会堂守灵。我十分纳闷，说来奇怪，第一批放出来的宋希濂、杜聿明等人没有让去，偏偏让我这个最后出来的人去。那个情形下，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才是*先生下令释放的。”
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称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官运亨通，只黄不绿或只绿不黄都要略逊一筹。其中的“黄”指的是黄埔军校，“绿”则是陆军大学。黄维是这群人中的典型，黄埔军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特别班也是第一期。
在蒋介石反革命活动中，黄维一直充当其马前卒，积极参与对红军的“清缴”活动，手上沾满红军将士的鲜血。解放战争中，黄维原本已退居幕后办军校，但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夺与妥协，他重新被推到台前，成为了第12兵团司令长官。
淮海战役中在双堆集被俘后，黄维先后在河北井陉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北京功德林、秦城监狱、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了整整26年。直到1975年，当中央宣布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时，黄维才获得特赦。纵观黄维在新中国的表现，谁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安排给*守灵。
“共产党对于像我黄维这样的一个战犯如此照顾，图的是什么呢？”
黄维在功德林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跟同犯争执，大打出手。当时管理处组织大家学习揭露批判四大家族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书籍。黄维所在学习小组副组长董益三刚把一本书的一部分念完，他就说：
“我不同意这本书的说法，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一家的！”
话音刚落，董益三就大声批驳，其他几位战犯也都群起而攻之，要黄维写书面检查，反省思想。黄维却还是无动于衷，吃过午饭后拿着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坐在桌子跟前写起来。大家以为他在写检讨材料，有人好奇地凑过去看，却看到纸上写着“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这下彻底激怒了众人，董益三等人大兴问罪之师，并动起手来，黄维也不服输，出手还击。但让黄维没有想到的是，功德林管理处的姚处长亲自了解事由后，不仅批评了黄维，也严厉批评了动手打人的董益三。
这样的事，之后还频频发生在黄维身上。譬如，他会因为犯人房间睡觉不准关灯而指着管理员的鼻子骂；他会在笔记本上写于谦的《石灰吟》，然后在旁边写上“这是于谦骂狱吏的诗”；他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页页撕下来当手纸，被批判后称：“我是在发挥这本书的第二次使用价值”。
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处理，也一次次让黄维意外。因为“电灯问题”被他大骂的管理员，始终没有任何“还击”。而同一个人在处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首先做的是自我反省：黄维手纸不够，没有要求多发手纸，这是他的不对。我作为管理员，没有发现，这是我的失职。这一番话，让黄维哑口无言。
从黄维的国民党视角看，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方式，是不可想象的。而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更是让黄维那“榆木脑袋”直呼看不懂。而真正让黄维出现思想转变的，还是共产党治好了足以要他命的一身结核病。
黄维的结核病不仅严重，还很多样，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阴囊结核、附睾结核。在那个年代，一旦得不到妥善治疗，每一种都足以要人命。尤其是腹膜结核，让黄维的肚皮肿胀得老高，两条腿肿得发亮。从发病那一天开始，黄维就躺下不能动了，一躺就是整整四年的时间。
在这四年时间里，黄维住进了复兴医院的单间病房，用的药物是公安部的卫生机构派人从香港、澳门买回来的。一天三餐吃小灶病号饭，每顿两菜一汤，每天有牛奶、鸡蛋、猪肉。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黄维都没有断过牛奶。
更让黄维感动的是，他在病床上不能自理，大小便都不能下床，是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四年如一日的照料。中国有句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骨肉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黄维还是个战犯，曾经是共产党的仇人。
国民党对待被捕的共产党是什么样子，黄维是清清楚楚的。他的老同学、好朋友方志敏，就是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是不管犯人死活的，死了活该。再有，就是有钱人才能保外就医。
很多年后，黄维还会想，假如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将，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休养。以他不算厚的家底，即便是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支付得起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共产党对于像我黄维这样的一个战犯如此照顾，图的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