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候，黄维才相信，共产党对国民党战犯宣布的宽大政策看来是真诚的，是可以相信的，他的思想才有点转变了。
事实上，除了黄维外，杜聿明、康泽、文强、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战犯，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全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最让黄维感到震撼的，还是新中国带给老百姓切切实实的改变。从1956年开始，功德林的战犯们被允许到全国各地参观。黄维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群众的集会，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是他在旧社会不曾看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汽车，看到了横跨长江的大桥，看到了北京的十大建设。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功夫，就做到了国民党政府想都不敢想的成就，黄维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重回抚顺战俘所，在当年住过的二号监住一晚上“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
思想转变的黄维尽管仍旧顽固，但他不再跟管理干部对抗，而是一头扎进“永动机”的研究。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时，周总理原本点名要特赦黄维，但他的改造态度终归难以服众，被战犯管理所顶住了。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黄维跟管理干部感情很深，战俘所的领导支持他的“永动机”研究，提供实验所需的设备。后来，黄维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时曾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
1975年3月19日，黄维终于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他的特赦通知书。他回到房间后，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在特赦大会上，黄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的代表，宣读了致*的感谢信，说着说着，他脱稿即兴演讲，尽情抒发自己的感受，赢得了满堂喝彩。
获得特赦后，黄维被安排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工资每月200元。他跟妻子儿女团聚，搬进了政协为他安排的新居。他被邀请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接待美国总统福特的欢迎宴会。1978年，黄维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享受副部级待遇。
1985年，获得特赦10年后，81岁高龄的黄维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站在这个被自己誉为“第二故乡”的地方久久不能平静。他向战俘所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要求，要到当年关押自己的牢房二号监室住一晚上。别人不理解，他的女儿黄慧男却知道，自己的父亲早就将那个关押自己的地方看成了第二个故乡。
黄维说：“那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的表现一直不好，但国家却并没有放弃我。”
黄维出狱时已经71岁，尽管接受了改造，但仍然不改其顽固的秉性。作为文史专员撰写文史资料，因为老部下杨伯涛一篇《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的长文，他怒不可遏。按照他过去的脾气，一定要对杨伯涛当面一顿臭骂，兴师问罪，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改打笔墨官司，对杨伯涛口诛笔伐。
写完对杨伯涛的批判文章后，黄维就决定罢笔不再写了，因为在他的带领下，宋瑞珂、邱行湘和方靖也加入了战斗。他认为这是在国民党嫡系部队将领中，至少让何应钦集团的郑庭笈、胡宗南集团的罗历戎看了陈诚集团的笑话。这在感情上，黄维是难以接受的。
黄维原本就是一位固执的孤独者，他没有朋友，他的朋友是永动机，他不容许任何人质疑永动机的可行性，即便对方是权位的物理学家。从功德林到抚顺战俘所，黄维没有放弃对永动机的研究，出了监狱，他还是没有放弃。因为痴迷于研究永动机，苦等了他27年的妻子蔡若曙，因为精神焦虑而自*身亡。
即便如此，黄维还是没有放弃对永动机的研究。在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后，黄维原本可以像杜聿明一样，住进宽敞的大房子，但他拒绝了，理由是房租太贵。他要节约每一个铜板，用于永动机的研究。这样一来，他常常怀念监狱，因为不管是在功德林、秦城还是抚顺，他的实验经费都来自战犯管理所。他源源不断的开出清单，管理员源源不断的将零件送进来。而获得自由后，却失去了条件，这是黄维始料不及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严峻事实。
黄维还是在寻求各方的认可，于是，他写了一份题为《大家都关心支持从“地心引力”开发新能源，征服“重力”，创制“重力”发动机的研究实验，帮助把它搞成功，从而把重力（引力）这样的自然力自然能源转变成为免费的无穷无尽的机械力和电力，以根本解决能源问题，以推动和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报告，让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帮他打印出来，最好是免费的。
这样复杂而冗长的标题，沈美娟从未见过，相信大多数人也都没有见过。但沈美娟还是帮黄维打印了100份，自掏腰包，没有让黄维出一分钱。黄维想让中央领导，让*看到这份报告，想让每一个政协委员看到这份报告，希望得到两千块钱上下的实验经费支持。
杜建时原本是为数不多的，黄维研究永动机的支持者，看到这份报告后也变成了反动者。杜建时的理由是，*等中央*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思想成果的政治家，而思想成果是最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的，黄维怎么可以将那份价值“两千元上下”的材料，去影响他们的工作，分散他们的精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