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檀弓下》：“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与，可去，其谢也，可食’ ”。
齐国出现了大饥荒。富人黔敖，善心大发，于路边设摊，准备好饭食，赈灾饥民。有个饥肠辘辘的人用衣袖蒙着脸，步履蹒跚，两眼昏昏，呆滞无神地走来。黔敖很神气，左手端着食物，右手端着汤，不屑一顾地说道：“喂！来吃吧”！那个饥民抬起头看着他，说：“我正因为不吃别人施舍的食物，才落得这个地步”！黔敖追上前去向他道歉，他仍然不吃，最终饿死了。曾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恐怕不用这样吧！黔敖无礼呼唤时，当然可以拒绝；但他道歉之后，仍然可以去吃”。
曾子之言，直言不讳，告诉人们，没有必要那样，因为，“里子比面子更重要”，“生命至高无上”，只有首先不饿死，才能实现“人穷志不穷”的理念，否则，人都死了，什么就没有了，还谈什么骨气呀，还谈什么志气。只有活着，才能有前提去实现“人穷志不穷”的理念，正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
当然，人是要有志气的，“不食嗟来之食”，也是一种志气，但是，这种志气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首先，“不食嗟来之食”，因为“穷骨气”而饿死，那是对自己极端的不负责任，对父母的“犯罪”，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正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其次，“不食嗟来之食”，心志“穷清高”，必然养成“孤芳自赏”、“自我封闭”的孤傲个性，根本难以融入社会、家族，只能悲悲戚戚生活，直至死亡。最后，“孤芳自赏”、“自我封闭”的人，根本没有办法与人相处、合作、共赢，这与社会“合作、和谐、共赢”之主流格格不入，迟早会被社会所淘汰。
凿壁借光。 ‖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今山东苍山县匡王村）人。西汉经学家，以说《诗经》著称；元帝时位至丞相。匡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 但匡衡却十分好学，勤奋努力，凿壁借光，千古佳话。由于勤奋学习，他对《诗经》的理解十分独特透彻，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无说《诗经》，匡鼎来。匡说《诗经》，解人颐”之语，可见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已为当时经学家们所推重，当时身为太子的元帝也对其深有好感。元帝即位后，任用匡衡为郎中，迁为博士。这时，长安一带发生日蚀、地震等灾变，匡衡乘机上书，引用《诗经》表明上行而下效的道理，劝元帝“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内外，近忠正，远巧佞”，“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汉书·匡衡传》），然后再在百姓中推广道德教化，弘扬礼让仁和之风。匡衡的奏书得到元帝的赞赏，匡衡因此迁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建昭三年，丞相韦玄成病逝，匡衡又代为丞相，封乐安侯，辅佐皇帝，总理全国政务。
囊萤夜读。 ‖ 《晋书·车胤传》：“车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吴会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见胤于童幼之中，谓胤父曰：‘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 。车胤，字武子，南平人也（今湖南津市）。车胤历任中书侍郎、侍中、国子监博学、骠骑长史、太常、护军将军、丹阳尹、吏部尚书。为人公正、不畏强权。晋宁康初年（373年），朝廷封车胤为中书侍郎、关内侯。太元年间（376～396年），朝廷增置太学生一百人，让车胤兼任国子博士。其后第二年，朝廷讨论郊庙明堂之事，车胤认为：“乐的根本是和谐，礼的根本是恭敬……天下安定，四境逆贼尽灭，然后可以大修明堂大学了”。朝廷从其言，车胤又升迁为骠骑长史、太常，晋封临湘侯；不久被任命为护军将军、辅国将军、丹杨尹。隆安四年（400年），车胤被提升为吏部尚书。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骄矜放荡，车胤与江绩私下弹劾司马道子，准备向天子奏明，不料事情泄露，元显逼令车胤自*而亡，死后被追谥为忠烈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