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基督教的说法，如果一个人不信仰基督教，那么不管他有多少善行，作多大的好事也一样要下地狱。这种土匪绑架式说法让“道德至上”的中国人尤其不能忍受。当然，在中国的基督教现在吸收了佛教的说法，也说落地狱是因为“自己的问题”，但是依然抱住“信仰升天说”不放。结果造成这样一种结果：不信基督教的作好事落地狱，信基督教的作坏事有基督帮忙，至少能在最后的审判时获得永生。这严重违背了中国的道德观，是被中国人最厌恶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何以清末各类社会矛盾酝酿、发展之际，民众不虑生存之艰辛，首先会组织起来朝教会开刀？许多外国传教士强行干预词讼和地方公事。由于天主教在华传教事务得到法国保护，其传教士在这方面较新教传教士尤甚。每当教民与平民发生纠纷，往往不论谁是谁非，逼迫地方官作出有利于教民的裁定，对涉事的非教民还经常滥行诬指，向中国地方官控告，或请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也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能安其生。”
1871年度事件：清廷出台《传教章程》
当年正月，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
上年天津教案结案之后，曾国藩入京痛陈：近来各处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无力管制而造成，朝廷应及时严格议定传教章程，用以规范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行为。清廷于是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议定《传教章程》。
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节略本分送在京各国公使。各国均表示反对，对《章程》置之不理。“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因此，“皆置不理”。
但是，清廷出台的《章程》毕竟是有其特殊的针对性的。美国传教士斐来尔也承认：“官方通报中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总税务司赫德的告诫应该是最中肯的。赫德认为，“福音”若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就要避免干预中国司法，他说道：“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并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中国的属民，而应像其他一切中国的属民一样，必须继续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并且服从他的国家法庭的裁判。传教士只是一个传教士而已，而且必须把他自己限定在传教工作上，尽力避免有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任何行动的意味。只有坚持这个原则而信守不渝，那么地方绅民、各省官吏和中央政府的仇视才能消除。”
《传教章程》的出炉，是清廷希望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教案毒瘤”最主动的一次尝试。其无疾而终，实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化、理念冲突调和无望的隐喻——自1860年代以后，“教案”纷起，反馈到庙堂高层，则是晚清脆弱、混沌的外交体制不断遭受冲击，清廷一次次被拖入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比如教会的诉讼特权，是教民与普通乡民最大的冲突。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钱，发生口角厮打，闹到去州城打官司，魏宗仁暂时住在教民郑含魁的店里。郑含魁即指点他“诈称教民”，并保证如此必然胜诉。再如1864年四川灌县的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骗赖了平民张洪彦弟兄租谷两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将张洪伦*死，将张洪俊戳伤。而官府判决则是：所欠租谷，全部归属戴高氏，不必偿还。而从前所交的押租银，张氏兄弟则须全数退还给戴高氏。
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福建巡抚王凯泰曾经上奏谈论过晚清教民入教的动机：“莠民恃教为护符，作奸犯科，逋逃渊薮，教士多方殉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积不能伸”。
晚清名臣丁宝桢于1871年上奏朝廷，分析近年来教案频频发生的原因。丁说：“中外交涉事件，其最易肇衅滋事而办理又难于得当者，莫如传教。而天主教之传布尤广，怨毒尤深，故自来祸端之起，皆由于彼。”
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曾担任过同文馆英文教习，他如此看待1871年清廷推出的《传教章程》：“尽管文祥在《传教章程》中提出的那些指控的准确性尚值得怀疑，但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所代表的基督教已经颇像一个政治实体了。
天主教的主教们根据自己的声明实行官方的礼仪，摆出官方的气派，这对中国政府官员是一种挑衅行为。对于他们干预涉及信徒的司法审判的细节，我们也非常清楚。”
综上所述，总结起来，虽然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开国领袖*是这样评价义和团的：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总理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ー。
在英勇的义和团的抗击下，侵略军高层认识到侵华战争难以征服中华民族！他们惊呼道：“中国人如此勇敢，实为从来所未见，以往尚不信他们如此战斗，故联军此次行动实属鲁莽。”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 在给德皇的奏议中说：“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但是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后，瓦德西改变了看法。在他所著的的《拳乱笔记》一书中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四分之一生灵， 对如此坚强国民的国家， 故瓜分一事是为下策。”
瓦德西对“瓜分中国不能”的判断根由就是义和团不屈不挠的爱国反帝精神。联军统帅瓦德西向脑子有问题的威廉二世解释说，“我们对中国的民众，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质的人。实际上，他们还有无限的生气。中国人素有英勇善战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