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彻底、最典型、影响最广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受到西方世界的广泛赞誉。但是这场运动却有“九月屠*”那样的暴民私刑，还有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革命政府的恐怖统治，也滥*无辜，法国大革命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血雨腥风，个人自由受到了践踏，人民承受着惨痛的生命牺牲的代价，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特有的现象。
虽然如此，客观的评价都没有因为这场运动的阴暗面而抹煞其进步意义。相较而言，义和团运动后期出现的许多冒充义和团的土匪和教民，假借义和团的名义干了许多坏事，如果因此抹*义和团的积极意义，那就其心可诛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联里混进了一些土匪，你能因此抹*抗联的光辉形象吗？
对此孙中山曾说过：“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义和团的正义性:
1、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德国议会上慷慨陈词：“不，这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战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行为。”1900年6月9日，该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发表社论《铁拳》。该文称：“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场‘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指居住于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
2、1900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列宁，在该党机关报《火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列宁写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己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3、美国作家和政论家马克·吐温，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义和团员》的演讲，马克·吐温说：“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加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当时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中国移民），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4、日本的宫崎滔天在《二六新报》上连载《独酌放言》，称“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日本的青柳猛在1901年2月的《女学杂志》发表《义和团赞论》称：“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
5、甚至曾被义和团围困在使馆区的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也对义和团有所同情。曾于1905年至1909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柔克义，在致美国国务卿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MiltonHay，又译海约翰）的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
赫德还认为，列强只能暂时地迫使中国政府镇压爱国者，将来中国爱国者必将成功恢复中国的主权：“军事示威能持续到全部现有以及可能出现的团民都被斩尽*绝为止吗？但是怎么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消灭光呢?...…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的人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