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大城市是容纳高教毕业生最多的地区。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毕业人数连年上升，但进入A类和B类地区的学生逐年下降。这些事实预示，高等教育给年轻人的地位预期与社会结构给他们的实际位置差别很大，而教育大跃进中不当的高学位和专业产出比例，正在加强着这一不平衡。教育产品(毕业生)进入社会时面临结构进位困难，不断动摇着新成员获得预期身份的稳定秩序，教育的自然分流作用开始产生负面价值。
▍六、专业变化对信息的反应能力
如果说，在高速转型时期，教育发展往往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属于正常，但教育产出长年无法对结构需求的信号有所反应并自动调整，就不应视为正常。在教育常规统计中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校“录取规模增幅”，以及高校内“专业比例变化”——这几个数据之间的共变系数都很小，它们的相关性很弱。
这表明，在宏观层面上，高校各专业的学生就业率，并没有对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调整发挥信息引导作用，就业低的专业不仅没有少招生，甚至可能扩招生。这显示，教育专业缺乏灵活弹性的体制来敏感捕捉信息，对应社会结构的需求，及时改变不适应的产出状况。
如果教育系统没有建立对社会结构信息的反应能力，就会出现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反而招生率最高的现象。仅以师范专业为例， 2005年至2008 年，本科师范毕业生各门类中，就业率基本属于较低的文学专业，却在 2008 年入学在校生比例中排列各专业第一。这样的教育“产品”，宏观上当然会强化社会预期和结构进位的不平衡。
▍七、结论与讨论
上述事实表明，教育系统的社会身份预期产出，与社会结构的实际状况不仅已经失衡，而且它缺少获取信息并自动调整的能力。文凭教育每年产出几百万抱有地位上升预期的高学历者，但社会结构中并不存在现实的位置。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学生在进入社会后碰壁，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预期难以结构进位，但文凭教育还在大幅度扩张。
对教育产品(学生)而言，上大学已经改变不了命运，他们的事业通道很难依靠文凭定轨。这种群体性的结构失位现象连年积累，加剧着一类人共同的命运感、受挫感和不公平感，与他们自视应当的地位形成反差对照，当然影响着这一人群的价值、态度和行为。
因此，从解释的角度，高学历青年群体中弥漫的“愤青”现象具有结构性成因。虽然教育的学位产出功能——将社会成员在职业、地位、收入和身份方面分开——在世界各地都类似，但是当教育观念和产出内容脱离了社会结构的实际时，宏观上，将影响新成员有序结构进位的稳定性，从而积累群体性不满。
而从政策反思的角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教育本是良策，但如果教育传统本身的品质如故，结果完全可能相悖。倘若教育追求的产出主要在量而非质、主要在身份而非技能，必将败坏教育作为结构分流之社会稳定器的自然职能。其沉重代价，表现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在不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