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不平等条约是晚清的“土特产”，也是丧权辱国的标志，所谓的屈辱也正是在于此。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强迫性，割地赔款，丧失主权、损害尊严及领土的完整。如《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白银；《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这就是我们对不平等条约的传统印象。
一部条约包括很多内容，割地赔款只是其中一部分。不平等条约也不是哪里都不平等，不是每个条款都欺负中国。不平等条约也有平等的地方，这不是洗地，是条约内实实在在的条款。
平等的前提，就是双方权利与义务对等，能维护与保障彼此的利益。在各种不平等条约中，提到最多的平等条款就是关于保护各自侨民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还放在最前面。
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签订了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中第一款，“……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1844年10月，中国又与法国在广州黄埔签订《黄埔条约》，保护侨民内容也是放在了第一款：“嗣后大清国皇上与大佛兰西国皇上及两国民人均永远和好。无论何人在何地方，皆全获保佑身家。”
如果感觉表述不是很具体的话，再看1868年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此条约主要内容基本都是避免双方互相歧视的。如信仰方面，“美国人在中国，不得因美国人民异教，稍有欺侮凌虐，嗣后中国人在美国，亦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以昭公允。至两国人之坟墓，均当郑重保护，不得伤毁。”连死人的坟墓都要互相保护。
《南京条约》文本
如拐卖人口方面，“两国人民自愿往来居住之外，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是以两国许定条例，除彼此自愿往来外，如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勉强带往美国，或运于别国，或中国及美国人将美国人勉强带往中国，或运于别国，均照例治罪。”
如旅行方面，“美国人民前往中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中国总须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常住之利益，俾美国人一体均沾;中国人至美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亦必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均沾。”
还有上学方面，“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民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以在美国一体照办。”
众多不平等条约中，通常会涉及开放口岸进行通商一事。为了避免走私，在条约中都对洋人在口岸的贸易做了严格规定。比如《南京条约》第二条中，有这样一句，“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这条的意思是，英国在五个通商城市派驻领事，专门负责商业贸易，要求英国人必须遵守法律，照章纳税。显然，这就是关税。保障关税税收不流失，这对中方是非常有利的。
随后，中英双方于1843年又签订了《虎门条约》。条约中对英方贸易再次做了约束，“英商贸易处所只准在五港口，不准赴他处港口，亦不许华民在他处港口串同私相贸易。将来英国公使有谕示明不许他往，而英商如或背约不服禁令，及将公使告示置若罔闻，擅往他处港口游奕贩卖，任凭中国员弁连船连货一并抄取入官，英官不得争论;倘华民在他处港口与英商私串贸易，则国法俱在，应照例办理。”此条款对中英双方的贸易人员均做了限制，只能在五个港口通商。同时对违反规定的英商，还提出了具体惩罚措施，最大亮点就是“任凭中国员弁连船连货一并抄取入官，英官不得争论。”
对于欠债或是债务纠纷的问题，一些不平等条约中也有明确公平的条款。1844年7月，中美在澳门望厦签署《望厦条约》。条约第十六款规定，“中国商人遇有拖欠合众国人债项，或诓骗财物，听合众国人自向讨取，不能官为保偿;若控告到官，中国地方官接到领事官照会，即应秉公查明，催追还欠。倘欠债之人实已身亡产绝，诓骗之犯实已逃匿无踪，合众国人不得执洋行代赔之旧例，呈请着赔。若合众国人有拖欠、诓骗华商财物之事，仿照此例办理，领事官亦不保偿。”
《望厦条约》虽然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也是一大进步标志，即宣告中国原来的“代赔”、“保偿”制度的结束。以往若是中国人欠了洋人的钱，或是外商货船遭到盗窃、抢劫，洋人有权力勒令官府代偿。而若洋人欠了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则没有这种权利。《望厦条约》的这个条款，明显对中国人有利，已算非常公平。
三个月后，《黄埔条约》签订。其中第十款规定，“将来若有中国人负欠佛兰西船主、商人债项者，无论亏负、诓骗等情，佛兰西人不得照旧例向保商追取；惟应告知领事官，照会地方官查办，出力责令照例赔偿。但负欠之人，或缉捕不获，或死亡不存，或家产尽绝，无力赔偿，佛兰西商人不得问官取赔。遇有佛兰西人诓骗、负欠中国人财物者，领事官亦一体为中国人出力追还，但中国人不得问领事官与佛兰西国取偿。”
条款中明确说明，如果中国人欠法国人钱，只能告知领事馆，让其照会地方官查办，若欠债人无力偿还，法国人也不能向地方官府索赔。反之，若法国人欠中国人钱，中国人也要遵守同样的规定。从《望厦条约》到《黄埔条约》，至少让中国人在解决与洋人的债务纠纷方面挺直了腰杆。
五十年后，1895年4月，中国与日本在签订《马关条约》，随即又签订了《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第二十三款规定，“中国人有欠日本人债务不偿或诡诈逃避者，中国官务须严拿追缴。日本人有欠中国人债务不偿或诡诈逃避者，日本官亦应一体办理。”根据《日本外交文书》记载，当时条约中并没有规定中方的权利，清政府等人积极争取，“凡事彼此一律，最属均平”，日本被迫做了修改。
同样是《马关条约》，中方向日本争取的还有互派使节常驻大使的条款。当时日本只希望派使节驻北京，中方立即提出，清廷也应派使节常驻东京，以此方位对等。而在三十年前，清廷还在大力排斥常驻使节。使领制度是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天津条约》，是外国强加给中国的，当时咸丰为此曾痛心疾首。互相常使节本就是一项国际通行的外交规则。
有些平等条款是外国强加的，有些是中国人自己争取的，也有些是外国人帮助获得的。据《澳门月报》报道，1844年6月21日，签订《望厦条约》的美国外交官顾盛曾致信钦差大臣耆英，说“许多条款都是为中国着想并为中国利益计而添入的”，“耆英完全承认这点，所以谈判在友好的情况下进行。”不过，美国人说替中国人着想的事情不能轻易信，因为当时的顾盛总是看中国不顺眼。
要说为中国着想的美国人也不是没有，1868年，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卸任后，带领中国使团访问美国。蒲安臣代表清政府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中美天津条约徐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此条约被外界认为，是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并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的最友好条约。连梁启超都惊呼，“彼条约实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有些时候还真得感谢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