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25日，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从许多问题看，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第一线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的？因为北京没人办。”
*上述谈话或讲话，表明了*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忧虑。从大跃进失败以后，围绕着对“大跃进”的评价，调整时期一系列措施，四清运动的性质等等，在*和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邓子恢、陈云、彭真、李维汉等同志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分歧意见，*就把这些分歧意见上纲为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所以必须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推翻修正主义的中央，炮打司令部，重新夺回被修正主义篡夺了的权利，建设一个*所理想的新社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中苏论战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这就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1961年9月在江西庐山
*对上述国内党内政治形势估计和判断，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这是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思想方法角度来看，我们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又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
比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做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它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轨道。
需要指出的是，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并不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党内思想分歧，党内矛盾和斗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党内的有些思想分歧，有些矛盾和斗争，是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有比较直接的联系，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能不应该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
*和*在一起
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大量的党内矛盾和斗争，是属于在根本目标、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思想认识上的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围绕建设速度、方法出现的不同意见。这种矛盾和斗争是由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本身的复杂性和党内成员的知识、经历、所处的实际地位、实践经验、思想修养、认识条件、认识方法等等的不同造成的，并不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在社会主义阶段，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应当说，党内意见分歧更多地是对于建设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方法上的分歧。所以，我们对于党内的思想分歧，必须慎重地分析，区分不同情况，妥善地加以处理，而绝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它统统归之于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