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
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崭新纪元，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峻、更为艰巨的执政考验，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为此，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将事业重心集中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体系建设的同时，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举措，在基本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保障了人民的良好生活环境，为协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一，兴修水利工程、呼吁植树造林，实现对水土状况的修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特别是1954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淮河流域、荆江流域为典型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不仅造成的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也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留下了长期的发展隐患。党中央及时作出指示，“人民政府应该适当地采取一些办法援助修水利、修滩、造林”[9]的规划举措，避免此类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此后，在淮河、黄河、海河、长江、荆江等主要流域相继启动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建立起防洪、排涝的系统水利治理体系。同时，党中央也注重动员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呼吁全体人民投身于植树造林的行动当中，“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都绿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10] 44，从而为涵育水土状况提供良好的生态条件。
第二，调整工业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纠正盲目、无节制向自然索取的不良倾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期，党中央根据落后的工业国的现状以及严峻的国际态势，做出了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并相继形成了“大炼钢铁”“向自然开战”等带有极端倾向的指导原则。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开始意识到虽然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却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为代价的。因此，党中央于1973年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并于次年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开始注重将现代化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观之，并着手探索构建相关规章制度，标志着党的现代化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
第三，大力宣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成为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必须妥善解决好先进的工业国的目标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状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党中央在综合思考“家底薄”“基础差”“先天不足”而发展任务异常艰巨等一系列情况后，决定在全党全国实行增产节约的发展战略，号召全体人民形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节约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11] 160。整体而言，尽管这一倡导节约的举措是从保证重工业建设的角度制定的，在有意识地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仍体现出明显的不足，但就这一举措本身的性质与实效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正面效应。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置于更为突出的战略位置，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与此同时，基于对先前时期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深刻体悟，以及对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预判，党中央在这一时期也有意识地整体推进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举措，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对人民与日俱增的新期待、新要求做出了回应和解答。
第一，构建系统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赋予现代化更加深刻的生态内涵。*高度重视法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保障作用，尤其是其对保护生态环境的独特作用，在1978年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构想[12] 146-147。此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化开始正式纳入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日程，直至1989年我国首部专门性、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出台为止，已经基本形成了涵盖总体规定与各基本领域的社会主义生态法律规范体系，顺应和保障了人民不断增长的生态文明需求。
第二，实行统筹协调的战略发展规划，赋予现代化更加深刻的可持续意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在各项事业上更加紧密地同世界接轨，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并流行的环保主义思潮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我国确立发展方针的重要参考因素，“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13] 353“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3] 463。在如此考虑下，党中央制定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并于党的十六大上正式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全面小康的基本目标之一，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态势以更加协调、均衡和可持续的样貌呈现。
第三，创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逻辑，赋予现代化更加明确的生态路向。回顾以往的长期发展过程，“人民”这一话语要件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时期的关键词，但在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大局之下仍然显现出一定的弱势，甚至产生了一些诸如“只见GDP不见人”“先破坏后治理”的思维误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基于此种形势判断而提出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两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战略构想，明确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遵循的发展特征，并由此在基本国策、国际协同、产业转型等各领域中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从而以全新的文明发展逻辑设想和规划了一个“工业文明后的更高级的人类历史文明形态”[14]。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更加紧迫地摆在党和国家事业面前，能否科学认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联、准确研判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的现实状况、全面推进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频共振，成为直接关乎我国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现实之问”。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了一系列战略举措、提出了一系列战略设想，特别是形成了*生态文明思想这一当代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南，架构起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崭新演绎逻辑，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地球生命共同体”，为持续深入、系统、全面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一，以全新的思维方式诠释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绎逻辑，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首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5] 90。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将辩证思维作为思想纲领，对现代化的水平、质量、衡量标准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经济效益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联合起来进行深切思考，厘清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推进和实施了绿色消费革命、经济发展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思想观念和战略举措，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基本前提。
其次，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5] 247。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系统思维作为思想指南，对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协调推进路径进行全面观照和整体统筹，不仅提出并贯彻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15] 257的发展思想，同时提出并贯彻“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6] 19的战略观点，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了系统支撑。再次，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7] 123。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将民本思维作为思想底线，对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取向进行准确判定，坚持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作为根本发展目标，以高标准、强力度、严要求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美丽乡村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等一系列民生举措，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擘画了生动图景。
第二，以全新的制度体系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绎逻辑，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建设覆盖全面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推动形成覆盖和引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总体规划和系列方案，“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制定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从总体目标、基本理念、主要原则、重点任务、制度保障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18]；又借由在全国各地调研考察的实际经验，重点关注并推进了包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内的一系列区域生态保护制度体系。
其次，建设结构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宏观层面上，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导推动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和宪法，确保生态环境保护能够从根本上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一项重要制度原则予以实施；在微观层面上，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构建起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形成了包括源头治理、过程管控、后果惩处等方面的基本制度，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有章可循、有制可依。再次，建设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19]。
新时代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仅具有契合实际状况、适应发展阶段、呼应人民诉求的显著优势，同时保持了思想、制度、政策等方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展现出既尊重客观规律又继承历史经验的科学特性，为建设生态良好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制度保障。
第三，以全新的国际视野扩展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绎逻辑，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不断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坚持将“共商”作为基本原则。**多次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国际组织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20]，并不断以切实行动来宣示中国的决心与诚意。如率先发起建设“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全球倡议、主动破除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庄严承诺要按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生态目标等，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次，坚持将“共建”作为重要方针。
**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18]，为此，中国坚持同世界各国一道探索和构建全球生态治理的有效途径。如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推动与沿线各国的生态环境协定举措落地实施，多次承办联合国缔约方大会并推动制定《鄂尔多斯宣言》《昆明宣言》《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全球协定，在美国奉行生态霸权主义的压力下坚决维护《巴黎协定》的治理成果、于2018年同诸多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具体细则，等等，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再次，坚持将“共享”作为根本目标。**始终呼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17] 231，中国致力于引领和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进程，归根到底是为了守护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深刻契合于各国人民的一致意愿和共同利益，是实现各国共谋发展蓝图、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
为此，中国以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愿意携手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国家，特别是以多种形式和手段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扶持，确保全球生态治理成果公平公正惠及每个国家和全体人类，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气派和中国担当。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耦合**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1]，并由此“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既鲜明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民族国家层面和世界历史层面上的双重意义与显著优势，又有力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在造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性与优越性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与显著优势，其内在根源始于理论依托的科学性。正是基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演进规律、政治经济学所呈示的资本逻辑双重效应、科学社会主义所预示的社会发展必然前景，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间的理论耦合，从而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生态文明视角上所具备的深厚科学意蕴。
（一）根源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演进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就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类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考察，并进一步揭示出人类历史演进所蕴含着的生态底色，即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的发展演进历史，特别是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就整体的思想演进历程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由唯物史观达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解，是经历了一个从可能性预设到必然性论证的过程的。
在探索创建唯物史观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尚且处于萌芽阶段，并且这一阶段不是以对物质生产方式客观条件的科学认识达到的，而是借由人本主义历史观所达到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视域中，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切理论和现实问题，最终都落脚于人的解放问题，只有使人得到彻底而全面的解放，即将人从压抑个性、束缚自由、摧残才能的条件下脱离出来，人与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是这一飞跃所蕴含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不论是《博士论文》中强调以人的自我意识来摆脱自然必然性，还是《巴黎手稿》中规避人与自然的冲突，抑或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架设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联系与沟通桥梁，直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22] 545，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高度重视借由人这一基本点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在他们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预设性地揭示出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实现更高水平现代化的潜在可能。
在唯物史观经历了长期的衍化发展而最终成熟定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从生产力水平这一科学视角出发，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缘由归置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演进阶段划分为“渔猎-农业-工业-生态”。在渔猎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最为原始的样态呈现。“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压倒一切的东西”[23] 356，自然在人的敬畏和膜拜之下被神圣化、神秘化，因而完全是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存在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也处于被动和受制状态，而体现为一种原始的、完全自然状态下的和谐。
在农业文明阶段，人已经“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24] 38，从而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但也由此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生态破坏，但囿于生产方式的落后和局限，这种破坏只是停留在较为轻微的程度，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尚可以用基本和谐来概括，而仍未恶化到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地步。在工业文明阶段，资本逻辑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逻辑，由此造成了人类历史产生前所未有的显著分化和激烈冲突。一方面，人类影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25] 579。
另一方面，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资本逐利的狭隘意图成为一切实践活动的唯一标准，这样，生态环境成为资本逻辑下的必然牺牲品，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生态问题成为制约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项重大问题。在生态文明阶段，人类通过反思过往发展所付出的惨重代价，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不是“人类征服自然、自然惩罚人类”的恶性循环，而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类不断推进和提升现代化发展水平、超越和扬弃旧的文明形态的必由之路。
（二）奠基于政治经济学所呈示的资本逻辑双重效应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在主要国家相继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由此带来的是资本逻辑产生的双重生态效应。一方面，资本逐利的狭隘意图导致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无节制索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破坏现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生产流程、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借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进行现实考察之后，实现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过程的综合性理论认知。
第一，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的生态发展路向，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更高水平现代化之间的合理关联指明了一种科学的生产方式。首先，生产社会化凭借大规模的集中生产，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高效化、节约化方式利用生产资料，这就从起点上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生产条件。
其次，生产社会化同样通过集中利用手段，实现对生产废料的再利用。“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26] 94，这就从终点上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生产条件。最后，生产社会化能够将人这一最重要的生产因素聚合起来，利用“劳动的社会结合”为生产过程的节约化、循环化奠定根本保障，“工人的结合和协作，使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生产资料的集中、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节约成为可能”[26] 106，这就从过程上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生产条件。
第二，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生产状况的潜在生态趋向，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更高水平现代化之间的合理关联设想了一种科学的经济模式。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所导致的贫富差异、阶级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城乡分离现象，这就客观上产生了商品生产与商品消费之间、农业生产与工农业商品消费之间的巨大鸿沟，“消费排泄物”无法及时回流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并且大量堆积造成城市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另一方面，现代工农业生产不仅由于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而会产生更多的“生产排泄物”，即废料、废气、废水等诸多有害废弃物，而且还由于大量生物、化学制剂在生产过程的利用，导致废弃物具有相较以往更大的危害程度。同时，以上两种“排泄物”在处理方式上多数时候采取的是单向线性模式，即从自然资源中获取所需后直接将废弃物排放回生态环境中，由此造成愈益严重的生态破坏。
事实上，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再利用价值，“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26] 116，关键只是在于资本家是否愿意投入相应的成本来建立起完善的循环利用系统。基于此种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状况进行了考察，发现在诸如毛纺织业、化学工业等产业中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循环经济模式[26] 116-117。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探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已经蕴藏向更加契合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演进的趋势和可能，而这也正是对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现实预示。
第三，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跃迁历程，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更高水平现代化之间的合理关联发现了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就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壮大的历程而言，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在这其中起到十分关键的推动效应，这种效应在初看时体现为顺应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扶持资本主义发展壮大、从而不断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消极”效应。但从纵深来看，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同时也积聚着促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消亡的内在因素，这其中的一项突出表现就是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扭转。
事实上，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只是扮演着一种纯粹客观的、以工具样态呈现的物质力量，其在具体的现实生产中究竟能够起到何种作用，终究还是取决于人这一主体因素。因此，科学技术完全可以经由人的合理利用来实现其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的媒介作用，这也正为扭转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相容关系、打造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耦合关系提供了重要动力。
（三）蕴含于科学社会主义所预示的社会发展必然前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理论学说，归根到底是为了提供对未来社会的合理论证。在经过对历史规律的澄清和现实状况的考察之后，进一步以此为依据来探索一条通向未来社会、实现更高水平现代化的科学道路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一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设想关于未来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本身的发展趋势、空间维度的结构样态等若干方面的基本原则实现的。
第一，揭示一种消弭“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未来社会现代化原则，即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一切旧的阶级社会形态，之所以呈现出愈益深重的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根源在于私有制，特别是作为私有制的最终体现形态和最高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一方面是资本家之间为攫取高额资本利润而进行的竞争；一方面是工人之间为争夺稀少的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竞争，二者共同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的必然破坏。
因此，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首先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的目的，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实现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及其生态图景的合理进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2] 185，同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23] 300，从而为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了前提保障。
第二，探讨一种超越“单向度的人”的未来社会现代化原则，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劳动已完全蜕变为一种异化、“固定化”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人不是感觉到自己作为人的独特性，无法确证自己超越动物本能活动的本质特征，人作为不同于动物的高级生命体所具备的多方面的劳动要求被压抑和剥夺，甚至人本身已经将自己无意识地贬抑为与动物毫无二致的、只靠单纯肉体本能进行活动的生物，单纯的生理机能与物质*的满足成为人自我肯定的唯一标准，人成为“单向度的人”[27]，而包括生态环境、精神文明等标识人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方面则被忽略不计。这种场景在未来社会将不复存在，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 53。
人因而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性，不仅将劳动活动作为确证自我本质、彰显自身优势的主要途径，摆脱了仅仅以谋生手段来界定劳动活动的狭隘视野。同时，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也达到了全面、准确的阶段，“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23] 300，从而有意识地将生态向度纳入到现代化发展的构设框架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成为直接衡量未来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
第三，设想一种摆脱“虚幻共同体”的未来社会现代化原则，即“真正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形态整体上将呈现由“自然共同体”到“虚幻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的演进逻辑。在“自然共同体”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与自然尚处于原始的生态和谐景观之中。在“虚幻共同体”阶段，由于阶级划分成为社会的经常性行为，私有利益成为主导一切的底层逻辑。不论是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乃至世界交往都服从于私有原则，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阶级利益与人类利益、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对立冲突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22] 41，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此演化为两个尖锐对立的极点。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2] 571，狭隘的私有利益已经在个人的社会联合中被消灭，代之以更加契合于全体人类美好生活和未来愿景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断赋予“真正共同体”的现代化建设以更为深厚的生态意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26] 928-929，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现代化条件下的更高水平的复归，这也正预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走向。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关联**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5] 470。这一论述，立足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形、因应于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客观要求、契合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从五个具体方面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建设并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时代课题。
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关键性的一项，不仅以其特有的深层意蕴渗透于其他各项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原则之中，同时也更加深刻地彰显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项独特要义。因此，以系统性、联系性的视野对此进行梳理和阐明，能够充分借由生态文明建设的广泛指涉达到对其他若干现代化原则的统筹观照，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关键支撑，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一）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治理模式，积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力量
在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治理进程愈益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条件的背景下，如何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质量就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主要议题。这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否在生态意蕴的支撑和佐证下得到持续提振，从而不断彰显出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势所在。“人是生态治理活动的社会主体，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是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动力”[28]。
两种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主体逻辑必然导致生态治理的不同演进趋向，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逻辑，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势必会导致不同个体间的利益差异以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由此造成对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不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以集体主义为逻辑，强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12] 337，在生态治理的过程中能够达到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机统一与统筹协调，并且在这一逻辑指引下能够进一步将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独有特征转变为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优势，达到“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18]，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协调发展提供广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