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一些高校陆续发布了“强基计划”招生简章，在“文科类”条目下，有的是哲学、历史学、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并立，有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方向）、历史学类、哲学类并立。自从学科门类的观念建立之后，说到“文史哲”，人们总是会很自然地关联为文学、历史与哲学。虽然在招生简章上以括号的形式出现在“汉语言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之后的“古文字学方向”，更多的意义在于强调“强基计划”对于“古文字学方向”的支持，不过这样的并立，很容易让人把括号中的“古文字学”之“文”与“文史哲”之“文”相混淆。
除此之外，社会上对“文学”的认知也出现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创作界一派繁华景象，除了传统的纸质出版，大量的网络作家也时时爆红；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常听到“文学已死”的叹息。为什么会如此悖反？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笔者非常关注文学的功能与文学家的责任。当下时节，当“文史哲”之“文”在“强基计划”中被规定性地指向“古文字学”时，我们更加需要重新思考“文”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树立人格标准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文”究竟指什么？“文学”又是什么呢？
《周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把不同颜色的物体杂错地放在一起，会形成色彩交错的美丽花纹，这就叫“文”。再到后来，“文”的概念逐渐虚化，大凡具有和谐美好品质的人事行为，都能被冠上个“文”字。因此，《国语·周语下》记载了单襄公评价晋周的一段话：“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这位晋周就是在春秋中期晋楚争霸中非常有作为的晋悼公。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文”，包含了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等诸多美好的德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文”就是指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在一个人的言语行为中的整体表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代的帝王在去世之后盖棺定论、确定谥号时，最高的评价就是“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逸周书·谥法解》）可以说，这几种情况，涵括了作为君主应该具备的所有的美好品质。由此而言，“文”可以被视为接受过文明熏染的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标准。
除了通过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文”，从文字产生之日起，“文字”之“文”就在文明传承过程中担负起了特殊的责任。对今天的人来说，“文字”是一个词，但在早期，“文”和“字”并不相同。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指出：“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孳乳而寖多也。”（引自徐锴《说文系传》）这就是说，“文”是“字”的基础，“字”则是在“文”的基础上，通过音形关系的滋益增加出来的。就“文字”而言，最根本的还是“依类象形”而产生的“文”。所以，人们把用文字作为载体的记录人类文明成果的文献典籍，也称为“文”。有了文献典籍之“文”，就有了研究文献典籍之学，即“文学”。在孔子教授弟子的科目当中，与“德行”“政事”“言语”并列的，就是“文学”。
追求形式美感
从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到今人眼中的“文学”，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文学”是指研究“文”的“学问”。《论语》《商君书》《荀子》中的“文学”，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尤其《荀子》说得明白：“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之后，由于这个“学问”和儒家关系特别紧密，所以，“文学”逐渐演变为“儒学”乃至“儒生”的代名词。汉代人眼中的“文学”，在很多时候不是指儒学，就是指儒生。与此相关联，又出现了由钻研儒学的儒生充任的作为职官名的“文学”。作为官名的“文学”，从汉代出现，一直被沿用到明清时代。而另一方面，“文”字本身所包含的形式美，成为推动“文”一步步走上独立自觉的内在动力。
围绕着“文”的价值和功能，孔子说过两句话，一句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另一句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前者强调内容之“质”与形式之“文”的和谐统一，后者强调优美的言辞对于言语传播的重要影响。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形式美是人的天性。因此，尽管“文质彬彬”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炫目之色”“绕梁之音”等形式之“文”可视、可闻、可感的特征，更容易让形式之“文”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战国时代之所以出现讽刺“买椟还珠”“秦伯嫁女”的寓言故事，就源于时代风气出现了对形式之“文”的极致追求。在诸多的形式美中，“巧言”所具有的无穷的蛊惑力量，被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们发挥到淋漓尽致，这让言语辞令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文”。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需要，是推动能文之士批量出现的重要因素。诸子百家的产生，亦缘于他们想通过言语及文字连缀而成的文章来影响当时的执政者。“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书·艺文志》），所以，这种风气延续到汉代，就陆续出现了一批以辞赋见称者。但是，随着“赋颂之徒”越来越追求形式上的铺彩摛文，他们的创作距离现实的关切也就越来越远，所以到西汉末年，便有了扬雄对“劝”与“讽”的感叹与反思。扬雄、桓谭等人的反思与批判，催生了东汉人对真正的“文”与“文人”的充分肯定与巨大期待。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说：“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这里的“笔能著文”，和司马迁说屈原“娴于辞令”一样，推崇的都是人的文才，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其表现形式已经从语言表达能力变成文字表达能力了。王充断定“繁文之人，人之杰也”，还有哪个评价比这一句更能肯定“文”之于人的意义与价值？
这种观念对东汉以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是曹魏文学集团的奠基者，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是把文章推崇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经过曹氏父子的大力推崇，“文”的价值被进一步确认，文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充分肯定，以展示文才为主要目的的诗文创作由此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于是，到南朝刘宋时期，就出现了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的“文学”，专门来教人学习如何作文。这个“文学”之名，实际上既有别于此前作为“学问”“儒学”代称的“文学”，也和当时及后世通行的“文学”观念不同。
注重道义担当
除了当时作为习文之学的“文学”之外，从刘宋开始一直到明清时代，“文”和“学”一直都是两个可以并列但指向不同的概念。与“学”并行而立的“文”，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载道”。因此，在遭遇齐梁时代“为文而造情”的形式主义冲击之后，唐代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洗去齐梁以来的绮丽靡艳，重新张扬并确立了“文以载道”的精神。中国文学文质并重、情辞相称的“载道”传统得到延续并一再发扬光大。晚清以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学”的特质被定位于通过抒情、审美或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生活之后，“文学”的发展才脱离了经国济世的“载道”之路，逐渐向着以审美、趣味、娱情为主导的狭义化方向发展。
现当代的文学史历程，是中国文人主动接受西学影响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文学观念被解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能体现传统价值观的“文以载道”受到批评。由此，在传统观念中居于中心地位的“载道”之文被排除在“文学”之外，按照西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划分的文学框架成为主流。这样的趋势与状态有可能使中国文学失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这“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就是历代文人所执守的“匹夫之责”，就是始终关心现实生活、民生疾苦的道义与良知；它最大的特点是“精诚由中”（王充《论衡·超奇》），因而也是“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毛诗序》）的力量之源。缺失了这“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我们似乎真的可以认同“文学已死”的感叹。
然而，在“文”“质”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中，中国文学漫长的发展史已经反复展示过什么叫“生生不已”。当汉赋创作陷入“竞为侈丽闳衍之辞，没其讽喻之义”的困境时，班固“或抒下情以通讽谕，或宣上德以尽忠孝”的汉赋观，打开了汉赋多元化发展之路。当六朝“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写作让声色渲染变成“亡国之音”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一洗齐梁以来的绮丽靡艳，重新确立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可以说，宋代欧阳修发起的诗文革新运动，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及清代桐城派古文家的“道统自任”，都是树立在以“文以载道”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丰碑。
当“文学”在狭义化的理解中越来越脱离现实需要，当“文学已死”被许多人挂在嘴上时，“文学”往何处去，也是每一位严肃认真的写作者努力思考的问题。这个时候，格非的宣言具有代表性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写作日趋娱乐化的时代，司马迁的伟大抱负对我们是一个必要的提醒。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格非“茅盾文学奖”获奖感言）
所谓“迷途知返”，在不知到哪里去时，回首来时的路总能让人重新找到方向。在悠久而辉煌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与“学”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并立而行的。可以说，“文学”是体味“文”、理解“文”、学习“文”、创作“文”的学问；“文学”的素养，积累的是学识，濡染的是精神，培养的是志气，树立的是责任。在“文史哲”共同构筑的“人文”世界里，历史是脚下坚实的大地，哲学是抬头仰望的星空，而连接星空与大地的，则是处身于天地之间、作为“文”之本、“学”之源的人类的智慧与情思。文学让历史变得更有温度，让哲思变得更有感情，“能文则得天地”。
人之所以成“人”，就在于“人文荟萃”。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马银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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