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连城中城建筑台基，被判断为礼制性建筑台基。
图片来源：新华网/内蒙古文物研究所提供
2018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中蒙联合考古队进行的三连城遗址发掘，获得2017年度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论坛「国外考古新发现」奖。2018年9月，中蒙联合考古队基本结束为期5年的阶段性考古发掘，并将三连城考古发掘成果逐渐披露给公众。
一时间，三连城占据了媒体与中文网络的版面。而在几乎所有的报道表述中，基本都有一句「中蒙联合考古队发现可能是匈奴单于庭『龙城』」的类似语句。
这句话包含了两个信息，一是判断三连城可能为「龙城」，二是认为「龙城」就是匈奴人的都城「单于庭」。
三连城遗址规模宏大，其礼制性建筑遗迹符合王权级祭祀标准，因此被认定与匈奴单于有关，进而也就得出了三连城极有可能是「龙城」或「单于庭」的结论。
2020年考古队发表的三连城遗址发掘简报中也认为，三连城极可能是「龙城」：
「根据本阶段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初步推测和日门塔拉城址或为匈奴时期一座重要的集礼仪、祭祀、会盟功能的礼制性场所，极有可能就是史籍中记载的『龙城』所在地。」
——《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和日门塔拉城址发掘简报》
但这却会引发一个矛盾。
如果认为三连城是龙城，龙城又是单于庭，那作为王都的「龙城」为何只有礼制性建筑？难道匈奴单于与匈奴贵族不需要生活居住吗？
对于这个矛盾，很多人认为这正体现了游牧文明的特色，没有固定居所建筑，恰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表征，这是游牧文明王都与中原农业文明王都的最大不同。
乍一听似有些道理，但这一说法可能根本无法立足。
其一，建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王都哈拉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前杭爱省，距三连城遗址不远）便是一座形制完备的有固定王都居所的城址；
其二，匈奴帝国可以为祭祀建一固定城址和建筑，为何不能为王都居所建一固定建筑？
这种错误的想象与认知可能源于我们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刻板印象。而所谓可能是「龙城」的三连城遗址为何没有生活遗迹的问题，答案可能有两种：
（1）三连城不是「龙城」；
（2）龙城不是匈奴王都单于庭。
而目前学界的一种观点是，三连城确实极有可能是「龙城」，但「龙城」却并非匈奴王都「单于庭」。
历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考古学来解决，但考古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得转回到历史学。
02文献考据学中的「龙城」龙城不是单于庭？
龙城，在《史记》中写作「茏城」，草字头。《史记·匈奴列传》中载：
「岁正月， 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这句话表明了两条信息：
（1）单于庭与茏城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要不司马迁不会写匈奴诸长先会于单于庭，再会于茏城；
（2）根据「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一句，可知茏城是一个用于祭祀的地方。
而恰巧三连城遗址也是一座用于祭祀等的礼制性城址。
《史记》（三家注）
作者：（西汉）司马迁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1982
事实上，考古队在考古简报中也是引用了司马迁的这句话，才判断三连城极有可能是「龙城」的：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
《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
......
根据本阶段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和日门塔拉城址）极有可能就是史籍中记载的『龙城』所在地。」
在上述引用中，「茏城」即「龙城」，「龙祠」指出了匈奴人有这种祭祀习俗与活动，只不过由于南北匈奴分裂、历史变迁等，祭祀位置可能会有变化，但这不影响「龙城」是祭祀之城的结论。
因此，这座用于祭祀的三连城，才被认为可能是「龙城」。
「龙城」只用于祭祀等，而非王都单于庭，这样，三连城中为何没有生活遗迹的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其实，在2020年的那份考古简报中，考古队也没有将「龙城」与「单于庭」混为一谈，表明他们也在强调「龙城」不是「单于庭」：
「和日门塔拉城址所在的......区域。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匈奴单于庭和龙城应在这一地区。」
这句话中的「单于庭和龙城」措辞，表明简报已经将「龙城」与「单于庭」区分开来。这或许是受到了2018年媒体报道与部分学者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警醒。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三连城遗址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龙城」。同时，「龙城」与「单于庭」不同，极可能是「龙城」的三连城只是一座礼制性城址，而非真正的王都。
这一结论，基本得到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
但是，如果「龙城」不是「单于庭」，那真正的匈奴王都又在哪里？
同时，「茏城」到底是不是「龙城」？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笼城」的写法又是怎么回事？
《后汉书》版《燕然山铭》中的「龙庭」（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又是什么？
如果不厘清上述历史名词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很难找到真正的「龙城」，或真正的匈奴王都。
《后汉书》（李贤注）
作者：（南朝宋）范晔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2000
「龙庭」与「单于庭」究竟是什么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辛德勇教授在2018年10月——三连城遗址考古成果公之于众后写成的一篇文章《谈谈那个并不存在的「龙城」》里，从文献考据的角度作了比较清晰的论证。
首先，「单于庭」就是中原文明概念中所谓的「王都」，或称「王庭」，这点一般没有争议。唐代司马贞在注释《史记》时说：
「谓匈奴所都处为『庭』。......单于无城郭......故云『庭』。」——司马贞《史记索隐》
草原帝国毕竟不同于中原帝国，其王都无城郭，故汉文称其为「单于庭」。单从字面理解，「单于庭」自然是单于所驻之庭，自然也就是匈奴的「王都」。
其次，辛德勇教授认为《燕然山铭》中的「龙庭」就是「单于庭」，而非「龙城」。
古文写作讲究互文、对仗。在「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一句中，「蹑」（踩踏）对「焚」（焚烧），表示窦宪大军对匈奴驻地的破坏；「冒顿」对「老上」，这两位最著名的匈奴单于是父子关系。
而「区落」，在不同的《燕然山铭》版本里也译作「逗略」或「逗落」，是匈奴墓冢的音译。「区落」为匈奴单于死后的墓冢，「龙庭」自然应该是匈奴单于生前的住所。
故而辛德勇教授认为，「龙庭」应为「单于庭」，而非祭祀用的「龙城」。
将「单于庭」称为「龙庭」，也不无道理，毕竟在汉语中，龙就是王权或天子的象征。
「茏城」如何变成了「龙城」？
那么，「龙城」与「茏城」、「笼城」又是什么关系？
对比史书文献发现，《史记》中凡见「茏城」，无论是《匈奴列传》还是《卫将军骠骑列传》等，均写作草字头的「茏」。而《汉书·匈奴传》在直接引用《史记·匈奴列传》原文时，却将「茏城」改为了「龙城」：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汉书·匈奴传》
《汉书》中的这句话直接来源自《史记》，除「茏」（龙）字写法不同外，其余皆同。由此可见，「龙城」就是「茏城」。
《汉书》（颜师古注）
作者：（东汉）班固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1962
关于《汉书》将「茏」字误写为「龙」的原因，辛德勇教授认为这不是班固的错漏，而是后人改的。
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清代学者胡绍瑛。胡绍瑛发现，唐高宗时期学者李善在注释《文选》时（李善为《文选》学奠基者），引用的《汉书》版本仍作「茏」字，因此认定「龙」字并非班固原文，而是后人改写。
那么，是谁改写了「茏」字？辛德勇教授将目标锁在了比李善年长约50岁的颜师古身上。
颜师古一生的学术成就之一便是《汉书注》，他所修订的《汉书》版本，逐渐成为后世通行版本。
辛德勇教授认为，最先改写「茏」字的可能是北魏学者崔浩，而后被颜师古沿用。查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史记》注释时有这么一句：
「茏城，《汉书》『龙城』，亦作『茏』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
司马贞比李善晚出生了近50年，比颜师古晚了近100年。司马贞说，「茏城，《汉书》『龙城』」，证明他所看到的《汉书》版本已为「龙」字。而对于「茏」讹变为「龙」的原因，司马贞推测是北魏的崔浩称「茏城」应为「龙城」。
到了颜师古这里，颜氏采取了崔浩的说法，将《汉书》中的「茏」字修订为「龙」，从而出现了后世通行的「龙城」版本《汉书》。
从后世的使用程度来看，误写的「龙城」明显超过了最初的正确写法「茏城」。比颜师古晚出生约120年的唐代诗人王昌龄，便用了「龙」（龍）字，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千古名句。
自此，「龙城」更是名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