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在西周时分为“诰命”和“敕命”两种，原是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
秦汉
汉朝疆域图
秦始皇于前221年一统天下后，自以为功绩胜过以往三皇五帝，于是定名号为皇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秦亡后，汉朝继起，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制度。而其中诏旨的写作格式，汉代的开头大多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皇帝”。东汉蔡邕在《独断》中有这么一段论述：“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的诏令与汉代相仿，但皇帝即位诏书中多有“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一语。重要原因大概是当时朝代更替频繁，每几十年便更替一次，使皇帝都强调其统治乃天意，他人不得违天。
隋唐唐代诏令分为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七种形式，一般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颁行，其中有严格规定：“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复奏而施行之。小事则署而颁之。”（《唐六典》卷8门下省“事中”条）。所以在颁行的制书之首往往是“门下”两字，如《肃宗命皇太子监国制》开头就是“门下，天下之本……”。而天命所归的话往往见于皇帝的即位诏令中，与魏晋南北朝时略同。而西周时的“诰命”与“敕命”在此时专指帝王授官、封赠的命令。
宋宋代的诏令虽继承唐代，但有所变化。宋代皇帝的诏令，不论事情大小，“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但此处二府系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诏令起草工作都是由中书门下议，学士为之，故许多重要诏令开头与唐代一样，都是“门下”二字。如《宋大诏令集》所载从宋太祖到宋徽宗八位皇帝的即位赦文均以门下置于篇首，同时，《宋大诏令集》中所存的诏令中，以“朕绍膺骏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开头的亦占有相当比例。
元元代以蒙古语为国语，故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蒙文和汉文诏书开头都使用“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的套语。其中“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是蒙文，意为“天眷命”。
明明代加强中央集权，对于“天命”之说亦广加利用。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记载，太祖尝言：“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因而其诏书的开头就是奉天承运。另外，明朝规定亲王、群臣上表笺，都得有“天眷命，统驭万方”或是“天受命，君师宇内”等字样，节日朝贺须用“天永昌”，皇帝郊祀称自己为“嗣天子臣”，其使用的音乐头一句就是“荷蒙天地兮，君主华夷”、皇帝结婚的纳采制词首句也是“朕承天序”，皇帝的宝玺则有“皇帝奉天之宝，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字样等等，都认为明朝政权的统治出自天意。此时也形成了非常完备的诰封制度，一至五品官员授以诰命，六至九品授以敕命，夫人从夫品级，故世有“诰命夫人”之说。而对于民间的祭拜天地行为则视为亵渎神明，须杖七十，真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明末形势图
清清承明制，其诏书多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头，中间为主文，结尾则以“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布告中外，咸使闻知”为多。诏书以外，清代还有制辞（即制书）。其开头一般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云云。清代诏书多用大幅染黄纸书写制成。所谓染黄纸，是将纸放入黄柏树汁浸染至灭白为止，以达到防虫灭菌的效果。诏书纸高约八九十厘米，横宽视文字内容长短而定，长者可达五六米，表裏二层成长卷式样，虽大却十分坚固，不容易破损。诏书文字为墨笔楷书，均为满汉合壁，汉文位于右方，竖行往左书写；满文位于左方，竖行往右书写，多用朱圈句读，与一般文书不加标点不同。纸张接缝处正面正中位置盖有骑缝印，印用“皇帝之宝”，正文之后另起一行偏上位置书写年号及年月日期，并骑年盖月铃用“皇帝之宝”。
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