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霞艳光还未登场,还是先来调弦索,拉胡琴。场面之中,坐下打单皮小鼓,左手司板的先生,仿佛准备好了。明知二人都不落实,仍不免带着陈旧的迷茫的欢喜,拍和着人家的故事。灯暗了。只一线流光,伴咿呀半声,大红的幔幕扯起----
主人公程蝶衣是个戏痴。在戏外，玉树临风，多愁敏感；在戏中，凤眼朱唇，胭脂红颜，他是虞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历史中的虞姬，从一而终，影片中的蝶衣自刎于小楼面前，和历史是如此的相像。程蝶衣从小就是个苦命的孩子，母亲的妓女身份和狠心抛弃，戏园子里的暴力教学，让蝶衣特别的在乎和珍惜他和大师兄段小楼之间的那份情谊，或者说段小楼当时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种寄托。记得《思凡》中的念白：“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蝶衣老是念错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也许从蝶衣将《思凡》那一句唱错开始，京剧便于他的命运，挂上联系。
“我要跟你唱一辈子的戏，少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 ”程蝶衣，一个人戏不分的疯子；一个爱上了不该爱的人的痴人；舞台上，他扮演着虞姬，和师兄演绎着那千古流传悲壮之极的悲剧，舞台下，他恍恍惚惚，把自己当成了虞姬。一个惊世骇俗，超脱尘世的存在。
段小楼与程蝶衣，一个霸王，一个虞姬。无奈只是假霸王，真虞姬。现实中的程蝶衣，戏中无我，人戏不分。情到深处，蝶衣便是那虞姬，可是，小楼却不是霸王。身处现实，听命于现实的段小楼，是个冷静理智的代表，他可以寻欢作乐，他可以娶妻生子，他可以见风使舵，他可以虚伪和背叛。程蝶衣没有，只有戏里戏外对师兄的爱好似虞姬对霸王的爱一样，仅此而已。在蝶衣身上找到的都是那些纯粹的东西，他所作的一切只是为了京剧，为了和师兄在一起演戏。他可以为日本人唱戏，为资本家唱戏，为国民党唱戏，为无产阶级唱戏，不带有任何的情绪倾向，只是为了京剧，为了和师兄一起唱戏。
“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此境非你莫属，此貌非你莫有。”这是袁四爷说给蝶衣的话。袁四爷无疑是本剧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在没有一个人如此的理解蝶衣对京剧的痴念。与蝶衣一样，世卿是个艺术疯子。于京戏这门艺术，他倾尽一生，奉献了全部的心与魂。他是真正懂得蝶衣的人。他说，在看蝶衣演出时，有那么两三刻，他有所恍惚，疑为虞姬转世再现了。
日军占领北平。在悬着大东亚共荣条幅的戏院里，蝶衣于台上贵妃醉酒。霓裳羽衣，飘飘旋转着绝世的风华。头顶忽地撒下无数抗日传单。灯骤灭。台下喧哗。没有人再顾及台上的贵妃。一片混乱之中，唯有蝶衣，独自于黑暗之中，传单之下，继续着未尽的绝美舞步，丝毫未曾停滞。一片混乱之中，也唯有四爷，独自于楼上包厢继续目不稍瞬地注视黑暗中的蝶衣，丝毫未曾分神。这便是艺德和艺魂罢。不问外界风云突变，不问这世上如今是谁主沉浮，也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上了舞台，是虞姬便是虞姬，黑暗中，也要坚持演完那场戏。那已经不是演给任何人看，是一场，对艺术的献祭。而四爷，即使看不见，他知道蝶衣在继续。袁四爷对蝶衣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变成一种对艺术的敬仰，变成一种爱。蝶衣对京剧的那种痴迷，我们可以体验的到，沉浸在戏中的跌宕与让蝶衣在现实中格格不入，导致蝶衣的内心也变得无法理解。
以京戏开始，又以京戏结束自己的生命。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中间的那些剧情点缀着蝶衣对京剧的执着。 “连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这京戏能不亡吗？”在现代戏曲冲击着京戏的时候，蝶衣愤怒的斥责现代戏剧，其实也是程蝶衣对粗糙的传统文化一味的传承的一个象征，也是对保留国粹的一种自己的方法。
蝶衣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蝶衣的死去，更是对艺术的一种纪念。
导演陈凯歌抛不去沉重的历史，抛不去人性的哀叹，什么都抛不去，竟然也什么都熔在了一起，以至全片无一处不揪心，无一处不悲哀，他在画面里注入了饱和的情感，每一处人性的刻画，每一处生命的残忍，每一处爱与恨的纠缠，都被他处理的只剩一个狠字，狠到扎一针也要喷出血来。
五十三年的历史，五十三年的戏子，五十三年的中国，处处浓墨重彩，人也好，戏也好，统统抹上戏子的脂粉，看到悲情处，皆是长叹一声。
怎么也要记住了程蝶衣的痴语：“说好了是一辈子，差一年，差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段小楼说：“蝶衣，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啊，可那是戏！”可是哪一出不是戏？不站在戏台上，迎面扑来的都是戏——仪式，礼教，暴力，狂热，权势，哪一出不是戏？看也看的呆了，何况要演的逼真？程蝶衣人戏不分了，恍惚了一辈子，清醒了一瞬间，从京剧里出来了，不明白人间也有戏要演，人间的戏，比什么都要象戏，半生都活在了一个梦里，醒过来发现不如回到梦里。
原来笑过哭过，还不如做长袖飞舞的戏子，别了人世，别了霸王。
程蝶衣拔出宝剑的那一刻，顿了一顿，电光石火之间，画面外已经传出了那一声响，金属落地的声音，侧耳再听，似有回声。而霸王，一如千年之前的错愕。
作者：杨端端（金华一中高二5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