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莱曼是一个正派的人，在艺术界很受尊敬，因为他利用自己的安全地位，帮助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同行。于是魏斯勒立刻有了一种直觉，认为德莱曼不可能像他看上去那样“干净”，他认为需要监视。
文化部长亨普夫对此表示同意，于是斯塔西可怕的机器就行动了：德莱曼的任何行动都被记录下来，包括他和他的女朋友克里斯蒂娜居住的公寓。魏斯勒在楼上的阁楼上设置了一个秘密监听站，在那里他记录下这对情侣的每一个声音、笑话、争吵等等过程。等到下班后，魏斯勒回到他的小公寓，吃了一顿简陋的食物，然后看了国营电视台里的无聊节目，独自上床睡觉。他的全部都献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因为如此，他的一生是空虚的。为了抑制自己的孤独，魏斯勒命令妓女填补他生活中的空虚。
当魏斯勒船长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听着德莱曼和他的女朋友说话时，他开始喜欢上他们充满文学、音乐、友谊和爱情的丰富世界，这与他自己沉闷、孤独的生活截然不同。他花在偷听上的时间越多，他就越在意他们。魏斯勒通过对德莱曼的监听了解到了音乐和诗歌的人性化价值。他被他们本质上的善良所吸引。
当魏斯勒发现调查的真正原因仅仅是文化部长为了从美丽的克里斯蒂娜身上榨取性利益，从而让他的艺术家对手离开时，他的世界崩溃了。
如果这样的腐败和驱虫存在于党的最高领导层，一个好人，一个像他一样尽职的共产主义者，该怎么办呢？面对这一无法预测的困境，这个曾经严厉的斯塔西特工开始尽可能地保护德莱曼他们，并在他的报告中省略大量的监听细节。
即使德莱曼第一次被卷入异见活动时，魏斯勒也会采取措施掩盖对他不利的证据。随着扣人心弦的情节接近尾声，故事的固有悖论变得越来越不言而喻：艺术家和秘密特工似乎是真正相信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理想的唯一两个角色，但这个国家机器却在利用他们的忠诚与信仰获取不可告人的私人利益，那么他们表达忠诚的唯一方法就只有犯叛国罪。
尽管他们在整部电影中从未见过面，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有着必然相关的联系，因为他们都经历了一个道德觉醒的过程，迫使他们接受他们所生活的谎言，并最终投身于对残忍专制政权的斗争。
当德莱曼坐在钢琴上演奏'好男人的奏鸣曲'时，我们了解到了一位因持不同政见，而被迫自*的戏剧导演杰兹卡。他是斯塔西常用的“分解”手段的众多受害者之一。这种手段旨在系统性地摧毁个人的职业和社会生活，在一个人的社圈子里散播恶意谣言和恐惧。这是一种心理折磨，有效地耗尽了受害者的生存意愿，是一种比任何酷刑都管用的工具。
演奏完奏鸣曲后，德莱曼转向克里斯塔说：“听过这首曲的人，我是说真正听过的人，还会是坏人吗？”
在这个问题中蕴含着电影想要传达的希望和人类尊严的信息。这表明，无论极权主义政权采用多么先进的洗脑技术，它们永远都不会真正的成功，因为人类的灵魂、人性是抹不去也禁不住的。也暗示出正在听这段音乐的魏斯勒也是好人，最起码不再是个坏人。
魏斯勒的转变是一个典型的证明。即使是最冷酷的心也能感受到善良和同情心，即使是最没有人性的人，也能对突如其来的耳语，含蓄的优雅音符做出反应。无论是在遭受压迫的，甚至是那群压迫他人的人中，总会有潜在的自由意志，来执行微小的、不可预知的反叛行为，并开始一次安静的抵抗直到有一天成长为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电影撕开了斯塔西时代在德国那道沉痛的伤口，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全国性辩论。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是一部有价值和必要的杰作。但也有人认为这部电影不仅不尊重受害者，而且还担心这部电影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的斯塔西代理人，它可能会促进一种新形式的专制，或最糟糕的是，它可能会为赦免罪犯做辩护。
许多评论家指责冯·多纳斯马克给了魏斯勒一丝良知的暗示，从而粉饰了斯塔西的残暴。认为他的转变非常不可信，因为从来没有记录证明这些特工会同情或保护他们的监听目标。然而，电影有它自己的使命，这不是一部纪录片。冯•多纳斯马克在他的《导演声明》结尾写道：“最重要的是，《窃听风暴》是一部人类戏剧，讲述的是人类做正确事情的能力，无论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