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畅 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教授
摘要：藉外论之，不仅是一种言说方式，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凡是思维方式，都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藉外论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也应不仅局限于《庄子》，而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能够在我们的日常思维活动中运用。既然说“藉外论之”，那么，有外，必有内；外，是相对于内而言。在《庄子》语境下，所谓“内”，就是他的学说、主张；所谓“外”，就是他所采取的言说方式，即寓言。空论无益。为说明问题，最好能够运用“藉外论之”剖析一个个案。本篇即为笔者运用这一思维方式所写的一篇影评，要分析的影片是《窃听风暴》。看完《窃听风暴》，感觉影片的元素很丰富，可供分析的角度很多，但最直觉的感受是它用光和影的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或精神意义上柏林墙“倒塌”的整个过程。在此，影片故事情节，及物理意义上柏林墙的倒塌，就是内，即材料和对象本身；而“心理的柏林墙”的切入视角，就是外，即我们观照问题的方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藉外论之，即强调不拘泥于客观事物即认识对象本身，而是要跳出和超越它们，寻求另外一种曲折、间接的方式,这实际上就已含有思维创新的因素了。
1号学术｜刘畅：藉外论之，心理的柏林墙先倒下——电影《窃听风暴》解析（1）
三柏林墙（德语：Berliner Mauer），东德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 wall），柏林墙约155公里长，约3至4米高。建造于1961年8月13日。其直接原因是从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边防射*的危险逃入西柏林。柏林墙可谓戒备森严。第零层防线：302座瞭望台；第一层防线：约3.5米高、光滑、淡色的水泥墙，有的地方附铁丝围拦和警报器；第二层防线：钢制拒马；第三层防线：2米高的铁丝围拦；第四层防线：音响警报缆；第五层防线：电铁丝网；第六层防线：碉堡(共22个)；第七层防线：用来引导(滑)警犬的缆线(共600只警犬)；第八层防线：6~15米宽的无草皮空地，可以留下逃亡者的脚印，埋有地雷；第九层防线：3~5米深的反车辆壕沟；第十层防线：5米高的路灯；第十一层防线：武装警卫(共14000人)；第十二层防线：2米高的通电铁丝网，附警报器；第十三层防线：空地；第十四层防线：第二道水泥墙，高3.5~4.2米、厚15厘米，可以抵挡装甲车辆的撞击；第十五层防线：有些地方需要游过施普雷河(Spree)。即使是这样的几乎无懈可击的防线，还是阻挡不住逃亡的浪潮。据悉，柏林墙建成后，大约有75，000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围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大约7500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这正应了一个判断 —— 柏林墙，是用来逃跑的。1962年8月17日，18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Peter Fechter）试图攀越围墙，被东德士兵开枪射*。当时，有西方记者在场，东西两边的人民都看到他中枪，但没有人施予援手，事件在冷战时期哄动一时。他成为第一个因试图攀墙而被射*的人。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发表著名的“推倒这堵墙”演说，呼吁当时的苏联*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
1961年8月15日，柏林墙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还没有变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而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19岁的东德士兵康拉德·舒曼头戴钢盔、肩背长枪大步跃过铁蒺藜樊篱。这个瞬间被当时在场的摄影师彼得·雷宾拍了下来，震惊了世界。1962年8月17日，18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Peter Fechter）试图攀越围墙，被东德士兵开枪射*。当时，有西方记者在场，东西两边的人民都看到他中枪，但没有人施予援手，事件在冷战时期哄动一时。他成为第一个因试图攀墙而被射*的人。1979年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花了数年的时间手工制成，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 20多分钟的飞行后，他们安全落在西德领土。
四《窃听风暴》以窃听者维斯勒上尉为典型，用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的“柏林墙”缓慢倒塌的全过程。之所以说维斯勒上尉是“典型”，是因为他是有坚定信仰的秘密警察，是东德“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中的一员，他十分“敬业”，忠于职守，他有着深陷的眼窝，脸部线条总是那样僵硬，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这个世界，除了“工作” —— 监听他人的生活 —— 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生活和乐趣。围绕着他的世界是灰色调的，看不到任何“活”的生命迹象，呆板、单调、乏味，无趣，这反映在他周围的陈设十分简单，色彩总是那样暗淡，就连他吃的饭食也是那样单调而“朴素”。但是他有坚定的“理想”， 即“坚定不移地做党的强盾与利剑”，他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换言之，他心中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柏林墙”。而这堵“柏林墙”恰恰是在他“执行任务”的监听过程中缓缓倒塌了。
电影《窃听风暴》剧照
由于监听的权力和便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进入到被窃听者德莱曼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私人生活空间中去：那是一个与他的世界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照的温馨世界，在表现手法上，电影运用了暖色调处理。窃听者维斯勒上尉看到了，在那里，有音乐、有艺术品、有丰富的书籍，有各种各样的纸张，有打字机，有剧本，有布莱希特纳优美的诗句，当然，还有令他销魂补充他自己单调乏味生活的女人的似水柔情和令人着迷温馨的肉体……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再普通、再正常不过的事物，对窃听者维斯勒上尉来说却是那样陌生 —— 因为此前他经历了一次次的“异化”程序，这些程序已经把他身上这些自然正常人性的东西删除殆尽。而“监听”“窥视”恰恰给他提供了“补课”、“恢复人性”的“复活”和“再生”的机会，慢慢地，他逐步进入并喜欢上了被监视对象的生活内容，喜欢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尤其对德莱曼的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十分着迷。他偷偷拿走德莱曼所藏的诗歌作品，在喃喃诵读之中体味到另一种精神乐趣，他默默地在德莱曼及其女友克里斯塔· 西兰德的私人生活空间中踱步，慢慢体味另一种生活情调，甚至在德莱曼和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经常做爱的床前默然肃立，久久无语……而这些，又反衬出自己生活的无趣、可怜与乏味。可以说，“监听”过程对于监听者维斯勒上尉来说，使得他看到了另外一个新奇的世界：虽然共处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人和人的生活竟然如此不同。这种“看”是一次对他“可怜”灵魂的全面拯救，使得他能够摆脱自己原有的环境，进入一种有生命感觉的境界。于是，从心理意义上，他内心花费多年建构的“柏林墙”，开始出现裂缝，开始发生动摇，直至最后坍塌。本来，窃听者被要求掌握作家德莱曼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犯罪的相关证据，但在不断进行的窃听活动中，窃听者了解并接受了被窃听者的思想。于是，他有意无意地在帮助他的“监听”对象，或隐瞒，或开脱，或视而不见，或援手相助；他把克里斯塔·西兰德被文化部长所掌控的信息巧妙地传达给德莱曼……最后他竟然不惜铤而走险，在事关个人生死结局面前取走“罪证” —— 打字机，救下德莱曼，这一幕，与德莱曼的同居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告密形成一种令人扼腕、心中在流血的鲜明对照。
电影《窃听风暴》剧照
至此，我们可以说，在窃听者维斯勒上尉心中耸立多年的“柏林墙”已经轰然倒塌。
最终，被窃听者作家德莱曼获得生活、言论双重自由，而窃听者维斯勒上尉则因被怀疑被放逐到其单位的最底层——收发室——处理信件，并以此终老。影片结尾，作家德莱曼通过尘封的档案，找到了窃听者，由于不便直接相认，于是写了一部小说感谢自己的救命恩人；而窃听者维斯勒上尉，则从最初站在讲台上传授如何“整人”的不可一世、阴险老到，到最终街头上的佝偻萎靡，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剧尾，他回答年轻的售货员时说：这本书我不送人，是送给自己的。因为，扉页上写着：仅以此书，献给“ＨＧＷ ＸＸ／７”（维斯勒上尉）。
物理意义上的柏林墙的倒塌发生于1989年11月9日，心理意义上的这种“倒塌”早已开始。但对我们这些远离其现实语境的读者来说，这种“心理”倒塌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还缺乏感性认识，感谢《窃听风暴》，感谢维斯勒上尉这一形象，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心理“柏林墙”倒塌的全过程。而据《永别了，史塔西！——参访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一文披露：
电影《窃听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史塔西特工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甚至拒绝了导演杜能斯马克拍摄的请求。这位馆长说，因为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如何解释这种艺术对现实的“不忠”？其实，影片之所以选取维斯勒上尉“良心发现”、背叛自己的职业，是基于心理的柏林墙先于物理的倒塌的社会事实。除了以上所述的逃亡之外，在1989年之前，BND（西德联邦情报局缩写）曾派出大量情报员，假扮成记者、保险推销员、游客，他们上火车，进酒吧，与东德人搭话，然后慢慢地切入正题，询问东德人对德国统一的态度。这一举措大获成功，在收回的近600份调查表中，绝大多数受访的民众表明对德国统一怀着强烈愿望。也就是说，在物理意义上的“柏林墙”倒塌之前，心理意义上的“柏林墙”在东德人民心目中已经倒塌。一叶知秋 —— 像维斯勒上尉这样“敬业”的秘密警察、“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如果发生转变，其象喻意义无疑是重大的。阿伦特在《人类》一书中写道：“人类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因为把自己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努力虽然不可能是完全成功的，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赢得了自由。”《窃听风暴》所讲述的正是人性在极权主义制度下挣扎的历程。
维斯勒心中的“柏林墙”是被什么力量推到的，当然是人性的力量、人文的力量。文艺、艺术、人性这种东西战胜对手主要靠一种柔弱之美，弱德之美，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上善若水，水滴石穿。至柔之力，最终攻克至刚之物，人性中最柔弱之物终于摧毁了表面上坚不可摧、冰冷坚硬的物理意义的“柏林墙”；而在物理的柏林墙哄然坍塌之前，心理的柏林墙先倒下。从“藉外论之”的角度看，《窃听风暴》这部影片及“物理的柏林墙”这一事实本身，属于“内”，属于已知，即我们的思维对象；而“心理的柏林墙先倒下”这一判断，则属于“外”，属于未知，即分析这部电影的观念及切入视角。有了这种“外”力，其隐蕴内涵也就更容易被揭示和破解了。由此，可证：“藉外论之”是具有思维方式的资格的，因为它可以指导我们的思维实践。它最早由中国人认识到并明确地提出来，其深度和敏锐很值得我们自豪。
注释：
1、见熊培云《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
2、西兰德的行为是有现实依据的，事实证明“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出于对‘老大哥’的恐惧，主人公温斯顿和恋人分别背叛了对方。‘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张哲、胡洋《永别了，史塔西！——参访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南方周末》，2010年2月9日）
3、张哲、胡洋《永别了，史塔西！——参访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南方周末》，2010年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