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到啃树皮
严重的饥荒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鲁山百果树村竟发现人吃人的惨剧，逍遥、许昌、襄县各地市场，任何物价都比人价贵，长成的少女，只要几个烧饼便可以换来。至于路旁的饿尸，街头的弃婴，更是数见不鲜。侥幸不死的儿童，也都饿得满脸尽是皱纹，两眼泛作灰色，使你不敢相信这是人间。”
就这短短数语，便勾勒出中原大灾之后人间地狱般的悲惨景象，令人不忍卒读。
死亡线上挣扎的灾民
大旱之后必会出现蝗灾，自入春滴雨未下，土地干涸，蝗灾很快便在1942年的夏秋之际出现，这加剧了灾情。河南的严重旱灾、蝗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1943年2月2日，《大公报》记者深入河南灾区后发表了《看重庆，念中原》社论，其中特别谈到河南的灾荒景象，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着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得几斗食。”
如此严重的灾情，简直堪称人间地狱，河南人民饿到吃杂草、吃干树皮，毒发而死，“刺喉绞肠”而死者不计其数，更有绝望者，不惜自尽以解脱痛苦。此等惨状，尤如杜甫所作诗《石壕吏》再现。然而《大公报》的这篇社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全国人民报道河南的灾情，却惹怒了国民党政府的权贵，《大公报》竟因此被停刊三天。
03 国民党政府救灾不力，加剧了灾情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上报的灾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关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粮，这也导致国民政府救灾始终不力，加剧了灾情。
正在吃饭的国民党士兵
蒋介石对河南灾情的漠视，最早从1938年炸掉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就可以看出来，为了阻止日军南下，竟然以牺牲黄河沿岸豫皖等省人民利益为代价，最终导致了多达80多万人不幸溺死，黄河改道在此后数年间都给沿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是随时准备牺牲河南，放弃河南。因为河南向来是中日相争的主要战场，并非稳定的大后方，河南只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品。向来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的河南，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里上缴完军粮以后，都只能勉强靠高梁和野菜维持生存，就更别说遇上百年一遇的旱灾和蝗灾了。
随着不断有河南灾区的文告上报到国民政府，蒋介石终于意识到河南灾情之严重，但他所采取的方式仍然是避重就轻。
1942年10月，国民政府宣称划拨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在灾区各处开设粥场应急，3亿元用于购买赈济粮。粥场开起来后，大量饥民蜂拥而至，却也只能解决部分灾民一时果腹，却远远不能供应数量庞大的灾民，很快就因无粮为继而关闭粥场。
而用于购买赈灾粮的3亿法币，按当时的物价，大概能购买3000万斤小麦，面对多达3000多万的灾民，平均下来一个人也只能分的一斤，对于如此严重的灾情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就是这3亿用来买粮救灾的法币，最后也被挪作他用，直到1943年新麦快要成熟时，第一批赈灾粮才发到了部分难民手中。
赈灾不力，可征粮却不能停
国民政府在河南征粮
驻扎在河南的国民党军队有百万之巨，这么多军队用粮是个庞大的数目。1942年8月，蒋介石从河南战区李家钰、蒋鼎文那里得知河南灾情严重，军粮征缴困难，决定“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
命令虽然下达了，但粮食部长徐堪竟然选择违抗命令，玩数字游戏，将河南的军粮配额由250万石改成250万包。一石合小麦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却让河南军粮配额增加了这三分之一，这对于灾情严重的河南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负责征粮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竟然还能超额完成征粮任务，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可见在政府的强行征粮下，河南的灾情日趋严重了。
04 兵民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