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盈盈
熊盈盈，中共党员，1986年9月25日生，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上海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现任南昌理工学院人文教育学院专职教师，高校副教授职称。
《芙蓉镇》——这部谢晋的扛鼎之作是新时期以来电影的一颗璀璨之星。本文从人性与自然角度解读电影《芙蓉镇》，影片中正面与负面的人性纷纷与自然发生关系，充分诠释了人性与自然的光辉。
新时期以来的著名电影《芙蓉镇》，引发了各方学者的讨论。有谈《芙蓉镇》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得失;有从电影《芙蓉镇》看谢晋式的“哀而不怨”的电影风格;也有从理论角度来谈电影或是小说的黑色幽默……总之，《芙蓉镇》作为新时期以来电影和小说界的璀璨之星，极富研究价值。本文从人性与自然角度研究《芙蓉镇》，以古华的笔墨和谢晋的电影技巧，阐释《芙蓉镇》的人性与自然，展现正负面人性与自然的矛盾及和谐。
一、《芙蓉镇》的诞生背景
古华1942年生于湖南嘉禾县石桥镇二象村，他于山间小道上走过童年和少年。嘉禾是著名的民歌之乡，饱含着痛苦、忧伤、欢乐和憧憬的民歌，给了古华最初的艺术熏陶。所以在古华的小说中可见其自传或经历。遥远的古老山区小镇，苍茫的林区四时风光，淳朴的民风，石板街、老樟树、吊脚楼、红白喜庆、鸡鸣犬吠，对古华有一种古朴的吸引力和历史的亲切感。如此美丽的自然风光使古华的作品饱含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导演谢晋忠实于古华的原著，从电影中可看到人性与自然的融洽，美好的电影画面和演员，精湛的演技都体现了古华书中的真谛。
二、电影与小说对人性与自然的诠释
小说描写了1963～1979年间我国湘南农村的社会风情，湘南的美好自然风光孕育着纯朴自然的人性。但这是一部具有极大批判性的小说，它揭露了“左”倾思潮的危害，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而“四清”运动、“文革”使芙蓉镇的美好自然出现了波折，美好的人性遭受了磨难。正如基督教信奉的一切事物在经历过万般磨难后才能获得重生，也如古埃及的名作《亡灵书》中所说的只有通过重重难关才能获得重生和权利，［1］小说和电影所展现的人性美好在经历波折后更为美好，自然在经历过政治风潮的污染仍回到让人依依留恋的美好自然。
古华在开篇展示了大量篇幅的自然风光描绘:芙蓉镇中有一溪一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流出镇口里把路远就汇合了，因而三面环水，是个狭长半岛似的地形。不晓得是哪朝哪代，镇守这里的山官大人施行仁政，或者说是附庸风雅图个县志州史留名，命人傍着绿豆色的一溪一河，栽下了几长溜花枝招展、绿荫拂岸的木芙蓉，成为一镇的风水;又派民夫把后山脚下的大片沼泽开掘成方方湖塘，遍种水芙蓉，养鱼，采莲，产藕，作为山官衙门的“官产”。每到满湖塘水芙蓉竞开，或是河岸上木芙蓉斗艳的季节，这五岭山脉腹地的平坝，便颇是个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了。水芙蓉则上结莲子，下产莲藕，就连它翠绿色的铜锣一样圆圆盖满湖面的肥大叶片，也可让蜻蜓立足，青蛙翘首，露珠儿滴溜。小河、小溪、小镇，因此得名“芙蓉河”、“玉叶溪”、“芙蓉镇”。［2］古华关于自然的曼妙笔触，体现出他是一个真正从自然走出来的人，其所描写的自然风景，在载有河溪的小镇中不断地散发着古镇的美丽风彩。如此细微的描写让芙蓉镇的自然美景尽显眼前，再通过谢晋导演的精心制作让其更具直观感。作者导演的通力合作，让这片美丽的自然闪现出美好的自然性，在历史和自然的波折发展中，使人性完成一次回环，自然也在“文革”的政治风潮中完成一次回环。同时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不仅反映和再生产着特定国家、民族、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再现了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引导观众在想象中认同并接受其传达的意识形态。［3］因此通过电影的传达再现了人性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所以人物成为小说和电影的主角。《芙蓉镇》中的人物形象甚为丰富，大体上可分为苦难的承受者、罪恶的播撒者，即正面人性和负面人性两大类。英国学者波普在他的《论人性》中说:“幸福的缺失由希望一一填补;思虑的空虚，由自尊心一一填补。只要一遭到破坏，希望立刻紧跟于后，奋力完成。”［5］于是无论是正面人性还是负面人性都是存有希望的，他们都将朝正义的方向转变。同时在这正面人性和负面人性中，也自然地夹杂着政治风云。浪漫主义者们看透了世俗的污染，提出了“返回自然”的主张，他们崇尚自然，渴望自然的美好与平静。同样，在《芙蓉镇》中，苦难的承受者们也回到美好的自然，小说与电影都让他们拥有了圆满的结局:自然和人性都达到了美好境界。
三、《芙蓉镇》具体人物对人性与自然的诠释
作为苦难的承受者的主人公胡玉英和秦书田的形象，应是大家记忆里尤为深刻的。胡玉英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她的经历代表了60～80年代中国下层劳动女性共同经历过的辛酸、艰难，同时，小说也赋予她鲜明的个性特征。她身上充满女性的魅力:美丽、多情、率直、妩媚……她性情柔顺，身上同时揉合了柔弱与刚强既矛盾又对立的性格品质，深得镇民们的喜爱。小说展现了胡玉英如何从单纯走向成熟的艰辛历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胡玉英在理想与现实的对峙中的独特性格品质。同时在电影中刘晓庆扮演的胡玉英让她的勤劳、坚韧的美德更是活灵活现。她身上的这种美德是一种美好的人性。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配之以美好的自然，小说开篇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芙蓉镇的自然风光，正为主人公胡玉英的出现作铺垫的电影开头直接以芙蓉镇的美好自然风光的画面出现，加之以芙蓉姐姐胡玉英卖米豆腐的热闹场面，这样就更是一种自然与人性的美好的融合了。而秦书田则以“癫狂”的方式对抗这“癫狂”的年代;以“扭曲”的方式表现这“扭曲”的年代。秦书田智慧、无畏、刚毅、大度，他幽默、乐观、智慧、豁达的性格品质，一扫许多小知识分子形象的软弱、苍白之气，以“反其道而行之”的行为、思想、表达方式，为小说增添了不少亮色，是普通百姓中的一个典型。作为胡玉英另一半的秦书田在胡玉英承受着巨大的苦难时给予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陪她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
秦书田的幽默、乐观、智慧、豁达的性格品质是一种美好的人性，他的一种强有力的支柱性让胡玉英深深地爱上了她，尽管当时的文革政府给他们“黑夫妻”的称号，但是他们仍是那么幸福快乐，这种美好的自然和人性是无视“文革”的政治风云的，所以我们在电影的最后看到了胡玉英和秦书田卖米豆腐的喜庆场面，这照应了开头，虽然男主人公变了，但是此时的人性与自然的融洽是经历过万般磨难获得的重生，是一种焕然一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美行云于小说和电影间，让我们感同身受，人物的喜怒与哀乐都深深地印于我们的脑海，这就是小说和电影的魅力所在。
正面人性的复归让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但是负面人性和自然虽然可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性和自然的和谐。就像世界名著《浮士德》所讲到的魔鬼撒坦虽为一个负面形象，但是由于他的存在才推动了浮士德的人生五场悲剧的发展，使得整部诗剧拥有光辉的成就。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芙蓉镇》中的负面人性和那个负面的政治背景。上述已提到《芙蓉镇》发生于“文革”、三年困难及“左”倾思潮的大行其道之时，按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观点，这时就该出现像李国香和王秋赦这些有着丑恶嘴脸的人物。李国香身上充溢着那个扭曲时代和她个人特殊生活境况带来的双重“变态”色彩;王秋赦身上则充溢着一个有着破落户流浪汉本能的投机钻营和泼皮无赖的色彩。李国香是投身革命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因投身革命成为权力者，在她身上体现着革命者、权力者、女性这三重属性。但她依然克服不了一个女人最基本的需要——对男人的渴望。导演同时批判了革命女性的枯燥无趣，对胡玉英身上体现的传统中国女性身上的美却不吝赞美之词，在此李国香与胡玉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秋赦是革命中的投机分子，不学无术，好逸恶劳，一穷二白，他的贫困不能简单归结为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然后以革命的名义去运动，去均贫富。他在影片中的所作所为，不是简单的性格变态，他与李国香两人的狼狈为奸掀起了这场政治狂潮，让胡玉英和秦书田一再承受灾难。相信无论我们是看了电影还是小说都会对这种败坏的人性深恶痛绝。但是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胡玉英与秦书田在他俩的一再“洗礼”下终于从一对“黑夫妻”成为一对名正言顺的夫妻，主人公人生的一再坎坷也在此告终，人性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和谐。
四、结语
“文革”和“四清”运动让《芙蓉镇》中的人性发生了转型，但也让一些人的人性获得了重生。扭曲的人性终归是要倒在正义的人性面前的。李国香的彻底醒悟与王秋赦的发疯宣告了邪恶力量的失败。终究人性和自然经历了融洽——波折——复融洽的过程。正面人性和美好的自然更富光辉，错误的人性和自然都向正义方向转化了。电影《芙蓉镇》让我们饱享了眼福，让我们看到了一场人性与自然的斗争。而人性与自然的和谐是我们永久的呼唤!《芙蓉镇》中的人性与自然的光辉是那样地璀璨夺目。古华的地域性的写作与谢晋的“哀而不怨”式电影尽显于《芙蓉镇》的人性与自然中。
【参考文献】
1.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1
2.古华.芙蓉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
3.郝大铮.电影意识形态散论［J］.当代电影，1989:4
4.荣宋.形象美学［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181
5.孙涛(编著).古希腊罗马神马十日谈［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34
来源：《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2年第15期
纪念一代名导谢晋诞辰100周年：谢晋电影《芙蓉镇》评论卷（12)
